世故圆滑的人（我劝你做一个圆滑世故的人）

鲁迅曾在《南腔北调集》中写道：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

人活于世，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世故的“尺度”。

若是不通世故，就会寸步难行；

若是深于世故，便会失去本心；

可见，把握好世故的尺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若想掌握好人情世故的分寸，就必须要明白“世故”的三重境界。

唯有如此，才能从“不近人情”成长为“世事洞明”，最后超凡脱俗，得悟人生的真谛。

第一层：经世

《围炉夜话》有言：

“意趣清高，利禄不能动也；志向远大，富贵不能淫也。”

这句话里暗藏着一种与世隔绝、独善其身的孤傲。

这种清高自持的品格固然令人敬佩，但我们生活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中，还是要以“经世致用”为准则。

亲自投身到社会之中，体验人情冷暖，继而摆脱“不通世故”的蒙昧状态，这是通晓世故的第一层境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在童年时，也有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祖父卷入科场作弊案，而父亲又身患顽疾，大量的开销让周家迅速衰败下来。

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自然而然要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也就是这个时候，鲁迅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

亲戚不闻不问，朋友装聋作哑，就连店铺的老板也是白眼相对，一脸冷漠。

此时的鲁迅深受触动，以至于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也极其深刻的反映了人心的冰冷。

正如他自己所说：

“最好是莫问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模样来。”

从初出茅庐的孩童，到一个深谙旧社会的世故老人，这样的改变是只有在经历过世俗的锤炼后，才能发生改变的。

这其中蕴含着的并不是成功学里面的阿谀奉承，而是“知世故”。

在阅读三国历史时，我们常常惊叹于诸葛亮为人处世的智慧，可他的侄儿诸葛恪恰恰缺少这种对人情世故的感知。

孙权为了考察诸葛恪的工作能力，故意安排他去做负责粮食调配的后勤保障工作。

如果诸葛恪能稍微知晓一些人情世故，就应该知道，一般领导亲自给员工下达这种简单基础的工作，往往是考验他，也是为了日后重用这个员工。

可是心高气傲的诸葛恪却不屑于做这样的工作，结果把事情干得一塌糊涂。这让孙权感到很失望。

以至于后来诸葛亮写信替诸葛恪赔罪，并希望陆逊可以照顾一下这个不通世故，也不够圆滑的侄儿。

虽然有这样的保护，但是诸葛恪性格上“不通世故”的弱点还是很明显。陆逊不得不当面告诫他：

“地位在我之上的人，我会尊重他；

地位在我之下的人，我会帮助他。

但你却不尊重比你地位高的人，瞧不起比你地位低的人。

这不是正确的为人处世之道啊！”

诸葛恪却不以为然，始终我行我素，最终在伐魏的战争中大败，吃了苦头。

论谋略，诸葛恪的才能并不差；但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却远不如八面玲珑的诸葛亮。

“通世故”是导致诸葛恪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

少不更事之时，内外皆方，有戾气，更有火气，还有傲气；

在“经世”之后，则是外圆内方，能放心，也能专心，还能静心。

可以不圆滑，但要懂世故。

熟悉世俗人情习惯，待人处事圆通周到，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基本能力，也是“知世故”这条路上的第一要义。

第二层：顺世

《孙子兵法》中讲到：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在面对变化多端的战场时，学会顺应，调整自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兵法如此，社会交往亦如此。

在社会中闯荡多年，深谙社会交往的法则之后，就会发现，像所谓的“人之常情”归结起来就是那几个样子。

想要顺应这种“人之常情”的规律去生活，就要学会应对世俗之中的人情世故。

作为乾隆时期的一位名臣——刘墉，也是从刚正不阿到圆滑世故，以此来适应官场的规则，以求自保。

在刘墉官场生涯的前期，大部分都是在各地方为官。

那时的他正直清廉，敢雷厉风行地整治作弊现象，也能大刀阔斧地审判贪官污吏，一时之间整顿了官场的风气，被百姓们称颂。

他调查完国泰案，被调回了京城任职。

这时的刘墉开始奉行起圆滑世故，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

有一次乾隆皇帝问刘墉：

“你觉得那个叫戴世仪的官员才能如何？”

刘墉听完只是模棱两可地说：“还可以吧。”

但实际上，戴世仪这个人才能并不出众，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这一点连皇帝自己都很清楚。

可是刘墉却并没有说出事实，宁可选择做一个“老好人”，也不愿意说实话得罪同僚。

从正直刚正到深于世故，只是因为刘墉看透了官场规则：

知道那些平时糊里糊涂，不会功高盖主的官员更能得到皇帝的喜爱，因此选择顺应规则、明哲保身。

在经历了世俗的锤炼之后，就会明白，不努力去顺应世俗，就很容易被世俗抛弃，烦恼也会因此越来越多。

与人打交道，想要游刃有余，便要了解人性，莫要背道而驰。

个体太小，社会太大，能够做到“顺世”，也是一种智慧。

第三层：出世

杜荀鹤在《夏日留题张山人林亭》一诗中留下这样一句话：

“闲与先生化身事，浮名薄宦总悠悠。”

经历了“入世”“顺世”的境界之后，对“世故”进行扬弃，从“深于世故”的泥沼中挣脱，方能达到人生佳境。

或许未必每个人都能在世俗之中决绝地将功名利禄换做浅唱低吟，但“出世”的人生态度，人人都值得拥有。

有一次，庄子听说他的老朋友惠子在魏国当上了宰相，于是前去看望他。

这时就有人跟惠子说：

“庄子不是为了来看你的，他是为了宰相这个位置而来的。”

惠子听完十分紧张，生怕庄子取代了他的宰相职位。于是连夜派手下在城中搜查，想要抓住庄子。

可没想到庄子却自己找了过来，还给惠子讲了一个故事：

你知道南方有一种叫做鹓的鸟吗，这是一种长得像凤凰的鸟。

在飞行的途中，没有梧桐树便不歇息，没有竹果宁可饿着，没有甘泉就不喝水。

鹓在飞行的路上，遇到了一只嘴巴里叼着死老鼠的猫头鹰，猫头鹰看到鹓从上方飞过，赶紧保护好嘴巴里的死老鼠，生怕鹓和他抢。

其实鹓根本不屑与他抢。

庄子讲完，反问惠子：

“我的朋友，你现在听完这个故事，还想因为一个相位来和我发怒吗？”

就庄子的个人能力而言，名与利都是唾手可得的，可是他却选择做一个逍遥的“出世”之人；

功名利禄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只不值得争取的“死老鼠”罢了。

在庄子的心中，名利富贵只是过眼云烟。

生活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他的心里始终抱着一份恬淡悠远的生活趣味。

能够在混沌社会的狂澜中全身而退，大抵是因为如此“出世”的态度。

面对尘世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利诱惑时，能够守得住自己的本心，守住一种不随波逐流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出世”。

潮有起有落，月有圆有缺，人有聚有别。

我们改变不了自古以来的规律，改变不了我们生存的环境，也改变不了人情往来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正如《菜根谭》中有言：

“世态有炎凉，而我无嗔喜。世味有浓淡，而我无欣厌。”

人情世故有冷有热，我们的内心不应该为此感到愤怒或欣喜；人世间的滋味并不相同，但做事情的态度不应该因此改变。

这正是于红尘中打滚，品尝人生百味，却不为物欲人情所困的出世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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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

“‘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的是‘深于世故’的了。

这是中国处世法则的精义中的精义。”

人活一辈子，活得通透清醒才是最重要的，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最大的清醒。

正所谓：经世者智，顺世者赢，出世者高。

与其一辈子庸庸碌碌，被世故所负累，不如学会放手，从人情往来中超脱，做一个简单而快乐的人。

这样的人生才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