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社会越改革越黑暗（为什么国家会越改革越糟糕）

今天我们聊聊沙皇俄国是如何灭亡的，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你有所启发。

前两篇文章，我们谈到了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革命，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以及沙皇与贵族之间的博弈。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沙皇统治早在19世纪初就已出现危机，俄罗斯表面上开疆扩土，狂飙突进，实则像个罹患慢性病的巨人，每一次加速，都离死亡更进一步。

从那时候起，历任沙皇都在谋求解决之道。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出于巩固权力的需要，加强了独裁统治。为阻止西方思想的传播，他采取了很多压制措施，包括舆论监管、秘密警察、意识形态灌输等等。然而，自由主义已经在俄罗斯生根发芽，顽固的压制只会触发更强烈的反抗。

亚历山大二世为形势所迫，让农奴摆脱了土地的桎梏。但仅仅解放了农奴还不够，沙皇还需要一场更深层次的改革，赋予民众更多的自由，而这就意味着，沙皇必须让渡部分权力，以缓和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我们的文章，就从亚历山大二世之后的改革说起。

1/7 俄国的地方自治

很多人知道亚历山大二世解放了农奴，然而，亚历山大二世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对俄国政治的影响更为深远。

首先是地方自治，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改革，是专制的俄国向民主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所谓地方自治，就是让人民通过选举与协商，自行决定该做什么。地方自治最明显的进步之处，是让各阶层的人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从贵族，到农民，再到城镇居民，以往阶层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了，人民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当然，地方自治中的选举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选举，而是间接的，即从各阶层中推举出代表，再到地区议会上投票。地方自治给了广大贵族参与政治的机会，事实上，他们才是这场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拥有一定的资产，这使他们在政治选举中获得了显著的优势。据统计，在区级议会中，贵族就占了42%的席位，在省级议会中占了74%的席位，在地方自治委员会占了62%的席位，越往上，贵族的比例就越多。

这就暴露了一个问题：政治民主化让精英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而作为大多数的平民，反而被挤在边缘的位置，这就违背了改革的初衷，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亚历山大二世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将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法律在俄国第一次获得了独立地位。

在过去，法律被置于政治之下，司法程序既不公开，也不透明，它更多体现着沙皇的意志，而非公正平等的法律精神。农奴制被废除后，贵族与农民在法律上实现了人人平等，这是有跨时代意义的。另外，这场司法改革也多少限制了沙皇的权力，起码在应对反叛与革命的时候，政府有了法律依据，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滥用职权。

美国历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对俄国的司法改革评价甚高，他认为那一届沙皇政府“几乎在一夜间将世界上最差的俄国司法制度，变成了文明世界里最好的司法制度。”

这难免有些夸大其词，但至少也说明，亚历山大二世的政治改革确实下了大力气，沙皇试图通过法律和自治，为俄国社会带来平等和自由，当然，那只是有限的平等与自由。

那么，改革有没有如沙皇所期望的那样，让俄国社会重归和谐呢？回答是否定的。

2/7 亚历山大二世的继任者

亚历山大二世死后，接替他的是亚历山大三世。这位沙皇在历史上是个著名的保守派，由于父亲是被革命党人炸死的，亚历山大三世对于反政府的言论格外警惕，无论是出于报仇的私心，还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亚历山大三世对包括改革派在内的一切新思想都异常反感。

亚历山大三世

不仅如此，对于已经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亚历山大三世也极力阻止，试图限制它们的影响力。为此，他不惜得罪朝野内的改革派官员，迫使他们辞职。任命自己的亲信，以及和自己一样持保守思想的人担任政府要职。总之，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只有一个目的：加强独裁统治。

1881年，政府出台了“临时法令”，授予政府官员对所谓“危害公众秩序”的人进行处置。法庭可以不经过正当程序，就对嫌疑人进行搜查、逮捕和流放，显然，沙皇想借助独裁手段，对革命党人实施严厉的镇压。然而，这也是对亚历山大二世司法改革的否定，沙皇将自己的政治利益置于法治精神之上，先前改革派的努力付之东流。

亚历山大三世死后，尼古拉二世上台，他是俄国的最后一位沙皇。

和亚历山大三世一样，尼古拉二世也是个顽冥不化的君主。尽管他严于律己，作风正派，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某种程度算是个“老好人”。（尼古拉二世后来被东正教会追封为圣徒）然而，这些品质更适合守成，对于风雨飘摇的俄罗斯而言，“老好人”不仅无助于拯救国家，还会让政府陷入更大的麻烦。

尼古拉二世对自己的统治有一种迷之自信，他坚定地认为，上帝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上帝赋予他某种神秘的力量，让人民对他保持敬畏之心。尽管这种思想早在尼古拉一世时代就已在流行，可到了尼古拉二世这里，却变得愈发顽固，甚至影响到这位沙皇的日常决策。相传，他平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尼古拉二世

尼古拉二世是个没啥主见的君主，至少在政治问题上，除了恪守他那套东正教道德观，尼古拉二世提不出太多有价值的主张。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是一个比丈夫更虔诚的基督徒，思想甚至比沙皇还要保守。到了尼古拉二世统治的后期，他越来越多地受到妻子的影响。

如果沙皇的耳朵根软也就算了，更糟糕的是，他还宠信奸佞小人，比如著名的“妖僧”拉斯普京，这个拉斯普京农民出身，没啥文化，靠招摇撞骗在俄国宫廷混的风生水起，拉斯普京把自己打扮成圣徒和神秘的预言家，把沙皇夫妇玩的团团转，这套把戏在今天看来就是小儿科，却俘获了包括沙皇在内的一大批上层精英，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19世纪末的俄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但亚历山大二世之后的两任沙皇，都是思想保守的顽固分子，希望他们扶大厦之将倾，就啥也别指望了。

3/7 贵族与农民

说完了沙皇这一边，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俄国实行地方自治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前面已经提到，地方自治带来了地方治理的民主化，然而，这仅仅在理论上标志着俄国平民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实际权力仍由贵族把持。

从19世纪八十年代末起，地方长官基本上全部由贵族担任。久而久之，在地方的官僚之间，便形成了一个由贵族组成的网络，把普通人排斥在官僚队伍以外。

在军队中，贵族基本上把军官阶层给垄断了，这直接影响了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度。上层军官把持高位，基层士兵晋升无门，自然对现有制度心怀怨恨，他们在之后的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在农村地区，尽管废除农奴制解放了广大农民，但由于他们无力偿还债务，这些债务便由国家承担，以债券的形式向贵族发放，贵族因此摇身一变，成了农业资本家。贵族有了钱，便进一步加紧与政府的合作。国家甚至还成立了贵族土地银行，向贵族提供优惠的贷款，帮助他们把生意越做越大。

农民在改革中没有获得多少好处，贵族也并非全是赢家，解放农奴促进了土地的市场化，很多昔日养尊处优的贵族无法适应，失去农奴之后，他们无力管理自己的农庄，只能变卖土地，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有些贵族干脆移民巴黎、伦敦等城市，在海外继续做寄生虫。

这些贵族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由于社会已经不需要他们，就变得愤世嫉俗， 整天不是批评这个就是批评那个，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中的地主老爷巴维尔就是典型。他在政治上拥护自由主义，喜欢高谈阔论，迷恋富足的庄园生活。而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作为平民代表的巴扎洛夫，则看到了他的政治主张，不过是建立在空中楼阁的基础之上。

所以，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造就了一批新的社会精英，他们是由昔日大地主组成的农业资本家，而其余的人，包括农民与没落贵族，生活未能得到改善，有的甚至比过去更差。另外，改革还导致了权力与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化，多数人由于无法分享改革的红利，掀起了新一轮革命浪潮。

4/7 思潮汹涌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各类思潮也在俄国深入人心，空想家与实干家；革命者与恐怖分子，在这片广阔的舞台上大展拳脚。他们中间有自由主义者，有社会主义者，有极端的革命党，也有温和的改革派。

咱们先来说说自由主义，这一派总的观点是学习西方，但是在具体向谁学，怎么学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也分成好几个阵营。

有人主张学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只给沙皇保留一个名号。还有人想学美国，直接搞总统制，连沙皇也不要了。还有温和的改革派，他们希望俄国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沙皇可以继续保留他的权力，但要一步步逐渐过渡到民主。

自由主义的观点在精英阶层比较流行，但无论左派还是沙皇，对此都不买账。

先说沙皇，总统制肯定是不能搞的，君主立宪等于把皇帝架空，沙皇也不会同意。至于渐进式改革，从亚历山大二世到尼古拉二世的实践表明，沙皇对改革的态度是被迫和犹豫的多，主动而坚决的少，往往是进两步，退一步，让人急得牙痒痒。所以在左派眼里，自由主义者的要么很天真，要么太软弱，要么与政府沆瀣一气。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推翻沙皇，改朝换代。

再说左派，这一派以工人和农民为代表。比较温和的是社会民主党，以工人阶级为主，虽然反对沙皇统治，但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工人运动与政治协商。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是赞同和政府谈判的。

但在农村地区，暴力动比城市频繁得多，农民与政府已经到了撕破脸的地步。这就给左派中最激进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创造了机会。

起初，社会革命党人还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诉求，靠游说和选票来获得支持。可到了后来，他们便寄希望于更激进的方式，比如从事恐怖活动，来实现政治目的。他们先后杀掉了多名保守派官员，其中还包括尼古拉二世的表弟和妹夫。而沙皇本人，更是他们朝思暮想的行刺目标。

20世纪初，俄国的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呼吁改革的声音，各种合法与非法的团体相继成立，并为1905年的革命酝酿了力量。

5/7 激荡1905

1905年，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在首都圣彼得堡游行，希望政府马上立即改革。他们举着沙皇的画像，来到冬宫的大门前，要求面见沙皇。然而，政府非但没有回应他们的诉求，还动用了武力，警察向民众开枪，130人在冲突中丧生。

以这场动乱为导火索，暴动在整个俄国蔓延开来，百姓上街游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军队发生兵变，农民则揭竿而起。

眼看局势即将失控，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妥协。1905年10月30日，沙皇签署了一份诏书，承诺把俄国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作为实质性的让步，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国家杜马，杜马相当于俄国的议会。

不过，和沙皇以往的任何改革一样，尼古拉二世只想做有限的让步，尽管成立了杜马，对皇权却没有起到制衡的作用。沙皇依然大权在握，从行政、军事到外交，最终的裁定权仍在沙皇手里。另外，沙皇有权组建和解散杜马，杜马尽管可以追究官员的过失，却无权决定官员的任免。

说白了，杜马仅仅是装饰，是沙皇为安抚人心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尼古拉二世本人，也很快为自己的让步后悔了。但无论如何，杜马的成立，仍旧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对话的平台。

然而，即便作为政治协商的平台，杜马也没能获得人们普遍的支持。社民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由于遭到过镇压，对参加杜马反应冷淡。信奉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则把杜马当做资产阶级的俱乐部，同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前面提到过的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一如既往的反政府，对参加杜马原本就没什么兴趣，从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反对政府成立杜马，因为政府向民众做出的让步越多，他们从事极端活动的合法性就越低。

至于广大农民，他们自始至终就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只要政府搞什么，他们都一概反对。所以到最后，杜马只能吸引自由派的加入，但自由派毕竟是少数精英，既然如此，事情就好办了，沙皇开始动用各种手段干涉选举，让保守势力占据更多的议席。

1905年游行的工人队伍

为进一步遏制杜马中的革命势力，尼古拉二世还修改了选举法，将杜马中贵族的比例大幅提升，农民和工人的席位被严重削减。这么做无疑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垒起了一道高墙。沙皇此举，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杜马，使之成为自己的橡皮图章。

而杜马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左派的支持，后者代表了俄国的广大民众。所以改革派也好，立宪派也罢，无论他们如何衷心地希望改革，但是在老百姓眼里，这群人与沙皇是一起的。

6/7 斯托雷平改革

在略显混乱的杜马换届中，沙皇俄国的最后一位英雄人物登场了，他叫做斯托雷平，帝国晚期著名的政治家，俄国的内阁总理。

斯托雷平的经济改革，为苟延残喘的沙皇政权延续了生命，然而，也正因为斯托雷平，民众与政府失去了最后的沟通渠道。

斯托雷平

咱们先说斯托雷平对俄国的贡献，在他主政期间，俄国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土地私有化，农民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调动了起来。此外，斯托雷平还大力发展教育，为劳工立法，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在他的推动下，俄国经济在二十世纪初突飞猛进，工人与农民对政府有了盼望。

斯托雷平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这原本不成问题，可一旦他把民族主义与政治立场相挂钩，他便与各党各派结下了仇怨。

斯托雷平的逻辑简单粗暴，凡与我政见不合的，一律是俄罗斯的敌人，这就把他置于左派与右派的对立面。斯托雷平对民主持保留态度，在他看来，尤其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集权更为合理，只有尽可能铲除那些捣乱分子，大伙才能一心一意搞生产。

斯托雷平视察农村

为了监视反对派，斯托雷平成立了一个特工组织，专门负责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他还喜欢动用包括暗杀在内的一切手段，让反对者彻底闭嘴。

据说在斯托雷平上台后，俄国先后处决了3000名政治犯，比历届沙皇处死政治犯的总数还多。

更讽刺的是，斯托雷平的强硬主张，最终也未能赢得沙皇的信任。因为斯托雷平式的集权，本质上是靠法律来推动的，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斯托雷平原本有希望从事科学研究，但他却投入了政治的洪流中。驱动他参与政治的，是爱国的热忱，而非对沙皇的忠诚。

民族主义思想从本质上，与沙皇的保守主义有所不同，后者倾向于从宗教立场出发，维护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而民族主义则具有国家性的特征，在二十世纪的俄国更能煽动人心。

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是对沙皇统治间接的否定，尽管斯托雷平不敢明说，但他的民族主义，已经巧妙地把国家置于沙皇之上，尼古拉二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正所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然而，斯托雷平的民族主义是缺乏弹性的，他没能将左派和自由派整合进来，这意味着他注定只能做孤家寡人，并成为敌人的眼中钉。

1911年，斯托雷平被一名特工暗杀，有人声称是革命党所为，有人认为是沙皇干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斯托雷平死后，俄国失去了最后一根顶梁柱。随着一战的来临，沙俄错误地加入了这场豪赌，最终赔上了全部的家当。

7/7 总结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尼古拉二世原本想借战争提振国内士气，没想到适得其反。

俄军在前线不堪一击，大批士兵临阵倒戈。战争让俄国财政吃紧，国内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17年，革命终于爆发，罗曼诺夫王朝在动荡中落下帷幕。1918年，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处决。

尼古拉二世一家

一战是导致沙俄灭亡的直接原因，但从深层次看，这位巨人早已病入膏肓，战争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有人觉得，沙皇对政治改革缺乏诚意。政府的固执与保守，使得统治阶层与人民渐行渐远。从传统的“革命史观”来看，沙皇实行的是反动统治，理应被人民推翻。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自由派感兴趣，有人替他们打抱不平，甚至认为，如果政府能将改革一以贯之，俄国说不定能走上西方式的宪政民主之路，俄罗斯的历史也将被改写。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认为这也是一厢情愿。

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从19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断断续续维持了半个多世纪，时间并不算短，但改革的结果是，社会分歧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精英阶层与平民的矛盾日益激化，双方就像各自绑了一个火药桶，说炸就炸。

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还是俄国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反复提到，俄国政治是由沙皇与贵族共同治理的，两者之间既有彼此合作，也有相互博弈。这种治理模式导致俄国产生了一个精英阶层，贵族位于金字塔的塔尖，无论在价值观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倾向于西化，这群人掌握着社会的大部分财富。

但在社会底层，作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与贵族有着天壤之别。农民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仅收入微薄，地位低下，连人身自由都被长期的剥夺。农民对贵族的反抗，从18世纪末就开始了，但由于沙皇政府的强势，他们始终被压制着。

民主化改革是否改变了这一局面呢？问题恰恰在这里，当强者与弱者获得了同等的自由，弱者的状况并不会因此而改善。原因很简单，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里，规则还是由强者说了算。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短跑比赛，你让一个老太太与短跑运动员在同一起跑线上，看起来很公平，但这种公平有意义吗？

这就是俄国地方自治的缺陷，它表面上向所有人敞开了政治的大门，但这扇门并不是所有人都挤得进去，大块头往门前一堵，其他人就甭想进了。

民主化没能改变资源分配的结果，却带来了观念上的冲击，那些未能在改革中受益的人，就会受到革命思想的鼓动，农民们拥护民粹主义，小知识分子投靠无政府主义，工人们信仰社会主义，没落的贵族则选择捣乱。

至于自由派，无论主张立宪还是改革，他们有理有据，但人数有限。说到底，政治不是由道理说了算，而是由权力和人数说了算。

上层精英人数太少，但有权有势。下层民众人数众多，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指望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协商，靠选举和投票得出一个公平的结果，实在是痴心妄想。

社会上下的高度撕裂，是沙俄晚期无法凝聚起共识的重要原因。孟子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民主游戏，说到底是君子之间的长期博弈，在一个王侯与庶民云泥有别，彼此仇视的社会里，注定只能成为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