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遗响于悲风（苏轼情怀缘何只能托遗响于悲风）

导读

苏轼（别称苏东坡、苏仙），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宋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在词、诗、文的创作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更是将词发扬光大，从而让宋词取得与唐诗并称的地位，堪称一代文坛巨匠。

但在仕途方面，苏轼却是一生宦海浮沉，虽胸负家国情怀，却始终壮志难酬。最终，他从刚出道时“不忍事”的愤青，成为一个“神游”故国的佛系大叔，只能无奈地发出“托遗响于悲风”的慨叹。

究其原因，苏轼有率性而为、而不顾其害的性格。但是，他却不是一名精于权谋的政治家，而是胸负家国情怀的豪情文人。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将不会平坦。

出道即巅峰：初生牛犊不怕虎，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宋史》

公元1057年，苏轼进京应试。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敢于创新的勇气，让主考官欧阳修极为赞赏，他不吝赞美之词：“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文坛盟主欧阳修的多次称赞下，年轻的苏轼一时名满汴京，众人皆以能一睹其佳作为幸事。但高处不胜寒，在众星捧月般的簇拥下，意气风发的苏轼很快便遭受了挫折。

公元1069年，在宋神宗的亲自安排下，王安石变法开始实施。

公元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矛头直指王安石。这惹怒了雄心勃勃的宰相王安石，于是，苏轼自请调离京城，被派往杭州任通判。

东汉“汉夏八俊”之一的范滂，一生正直清高、敢于弹劾权贵，是儿时苏轼的偶像。而在考取功名后，苏轼亦以偶像为榜样，对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直言提出批评。但对于由此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苏轼此时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致君尧舜：胸怀“亲射虎”、“射天狼”的豪情壮志

虽远离京城，但天生乐观的苏轼并未就此消沉，他胸中仍燃烧着上阵杀死，报效朝廷的熊熊之火。这在他任密州知州时，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军装、骏马、猎犬、苍鹰，马蹄声声，大部队席卷“平冈”。这场景让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苏轼肾上腺素飙升、豪情万丈，他要像当年江东孙郎一样射杀猛虎，以报答百姓对他的信任。

苏轼自比魏尚，胸怀保家卫国的壮志，渴望到西北边疆“射天狼”。但是，朝廷何时才会遣“冯唐”持节来密州赦免我呢？此时的苏轼心里也没底。

虽然苏轼在离开密州赴徐州任知州时，曾发出“人生看得几清明”的感叹，但他仍然相信朝廷最终会赦免自己的。但是，诗人的情怀却敌不过政治的现实，乌台诗案的暴发让苏轼感受到了政治的残酷。

乌台诗案：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他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而乌台诗案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

宋神宗是王安石变法的幕后大BOSS，他发起变法的目的，一是要解决财政亏空问题，二是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在保守势力及高太后的压力下，宋神宗招架不住，被迫向保守派妥协，同意了王安石罢相的请求。

虽然失去了王安石， 但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并不想中止变法，他亲自发起元丰改制，下决心对官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就在这个关键节点，苏轼在从徐州调任湖州的途中，所作的《湖州谢上表》中却含有讥讽变法的内容。再加上他之前的作品中也有批评新法的内容，被变法派的监察御史告发，上奏称苏轼有四大可废之罪，欲置他于死地。

宋神宗本就因为王安石被迫拜相一事窝火，现在苏轼却顶风作案，这让他非常恼怒，心中有杀鸡儆猴的想法。但因为宋太祖有“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的誓约，再加上苏轼是文坛领袖，朝中为他求情者甚多，宋神宗一时也举棋不定。

最后，苏轼的政敌，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一锤定音。他上书神宗皇帝为苏轼求情：“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最终苏轼逃过死罪。

苏轼最终靠着政敌王安石的出面，逃过一劫。但他在狱中等待判决时，曾一日数惊，心情忐忑，恰如“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之狼狈。而在出狱后，苏轼大彻大悟，一首《洗儿诗》，是他的真情流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他希望新出生的儿子，以后能够大智若愚，不要锋芒毕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无灾无难到公卿”。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只有“愚且鲁”的人，才有机会做公卿，那不就是庸人朝廷了吗？为此，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就写过一首《反东坡洗儿诗》，跟苏轼一样直抒胸臆：“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但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公元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的闲职。在经历人生一大浩劫后，昔日渴望仿效古人“射天狼”，自称是“麋鹿性，非优辕姿”的豪情青年，认识到了现实的残酷。此后，苏轼变身东坡居士，回归田园，正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而苏轼人生态度的转变，从他的作品中可明显看出。在“乌台诗案”之前及之后的苏轼作品中，风格及题材都有明显的差距。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在密州时，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兴致，又有“亲射虎”的豪情。此时，他虽然是被贬出京城，但仍胸负家国情怀，他梦想有一天，能够效仿当年魏尚戍边抗敌，可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好一个热血青年！

在“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人生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对他来说，“千古风流人物”已是过去式，他只能做为一个游客寄予怀念，他心中已无“豪杰”梦。

而“神游”两字，显示出他已有心无力，仿佛南柯一梦，只能以“多情应笑我”来自嘲。在感叹“人生如梦”之余，他能做的就是“一尊还酹江月”了。

此时，一个无力改变现实，安于现状的油腻大叔形象，已是跃然纸上。

结语

苏轼胸负家国情怀，却始终壮志难酬。表面是苏轼不自量力，想以一已之力影响宋神宗推行变法的决心，但实际上，却是文人的乌托邦理想与残酷政治现实的碰撞所造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乌台诗案”的出现是必然的结果。

而对于自己一生宦海浮沉的原因，苏轼本人也早已参透其中玄机，他认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他远离政治，专注于文学创作，最终开创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