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珍贵的礼物，十日谈｜最珍贵的礼物

小区里有一块空地，整年荒草萋萋，偶尔来人清理，也不见成效，大家都怪土壤太肥沃，不大好治理。附近一家住户，心血来潮，移来两棵竹子，一年后，冒出几根笋来，孤零零的，并不起眼，不久长成新竹，空地多了点生气。没想第二年春天，竹笋一根接一根爆出，不几日满眼都是，雨后飞速拔节，一天高过一天，没多久出落成一小片竹林，亭亭华盖，嫩绿挺拔，成了小区一道风景。

这片竹林，让我想起了我的博士生。进校时，他们也像破土的竹笋，平平淡淡，无人关注。有的才踏上工作岗位，脸上稚气未消；有的已执教数年，但科研成绩不显；个别的刚获高级职称，仍希望学术上更进一步。他们的研究方向是澳大利亚文学，不过几乎都是零起点。三年读博，大家狠下苦功，补足澳大利亚文学“短板”，并充分利用中澳合作研究项目所获得的经费，去澳大利亚实地考察：或访问研究对象；或在图书馆查找资料，“就地取材”，撰写论文。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博士生们都孜孜矻矻，用力甚勤，所付出的努力，外人难以想象，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三年，脱了一层皮”。

2003年起，博士们先后学成离去，分别在高校任职。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当年学术上稚嫩的小树，已长成栋梁之才，还营造出了郁郁葱葱的“小气候”，为学界所瞩目。常有学者对我说：“你的学生已成为当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凡是与这有关的研讨会，作主题发言的很多都是你弟子。”此言不虚，他们确已声名在外，研究能力渐长。获得博士学位的8人中，7人已为正教授；2人分别任大学校长和副校长；5人为学院院长、副院长。在学术上各有建树，6人在外国文学研究顶级刊物《外国文学评论》发表文章，其中一人已发了两篇。多人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早毕业的王光林博士，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当年深得担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著名学者陆谷孙教授的赞赏。王后来自己也应邀担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西澳大利亚大学、卧龙岗大学的博士论文校外审阅人，并在多家外国杂志发表文章，具有与外国同行专家平等“对话”的能力，论文被外国学者多次引用，著名的麦克米伦出版社因此约他出版一部英文专著，并承诺支付稿费（该社一般不主动约稿，而由作者自行联系，自担出版费用）。彭青龙博士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会长，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多项，还获得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弘博士，现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已就中澳关系，在国内外报刊《解放日报》、《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人报》等发表多篇时评文章，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印度国际电视台采访，表明中国学者的看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博士们个个都很有出息。

他们大多任职于上海高校，相互往来较多，常常隔时相聚，甚至远在牡丹江师范学院担任校长的博士梁中贤教授，也会借着来沪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到场。大家畅叙别后，交流心得，互相激励。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起与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光。那会儿“新生们”面对新课题，新氛围，不知道却急于知道前路如何，脸上露出急切和迷茫。而现在，他们个个都显得那么成熟，那么老练，那么自信，对从事研究的话题，随口能说出一大通道道来。一个教师，目睹这样的变化，恐怕是人生最愉快的时刻。学生的成才，称得上是送给教师的最珍贵的礼物。（黄源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