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大河波浪宽这首歌

6月20日凌晨3点，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乔羽爷爷一生创作出多部经典作品，代表作有《我的祖国》《难忘今宵》《让我们荡起双桨》《思念》《牡丹之歌》等，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一条大河波浪宽”这首歌。

甚至大家对于歌词旋律能够张口就来，却不一定能记住这首歌名叫做《我的祖国》，这其实就是歌词的高明之处。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的祖国》，这几句歌词没有一句提到“祖国”，却句句都能让我们想起她。

对比一下其他主旋律歌曲的歌词：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 中国我爱你 中国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 中国》天佑中华 天佑中华风雨压不垮 苦难中开花真心祈祷 天佑中华愿你平安昌盛生生不息啊——《天佑中华》虽然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乔羽老先生的表达技巧就是高超一等，他不会说教的告诉你：我爱你、不能分割、老天爷保佑你……而是通过描述我们生活中再日常不过的场景，让这种感情喷薄而出。

当年拍摄《上甘岭》电影，导演沙蒙找到战友刘炽帮忙谱曲，刘炽看了看原版的歌词——“祖国啊，我的母亲，我们离开了母亲的怀抱，战斗在朝鲜战场”……他表示这个歌词不行，明确对导演说，这首歌的上限就是欧式抒情曲了。沙蒙一看说这个不行，我们要至少要做一个对得住伟大抗美援朝战争、伟大的志愿军战士们的歌。刘炽就请求乔羽帮忙，乔羽大神星夜从江西赶往长春片场，与沙蒙和刘炽一起讨论歌词创作。乔羽憋了十多天，也没个头绪。忽然有一天想起了自己坐游轮渡过长江时波澜壮阔的江面风景，于是一气呵成把歌词写了出来。刘炽一看之后卧槽写得好，压力山大，闭门谢客专心谱曲，并在门上贴“刘炽死了”。两位艺术家精诚合作，再加上“共和国第一女高音”郭兰英的演唱，成就了这一首传世经典。

再说一个小插曲，当时写完歌词之后乔羽心里也没底，因为这首歌与上甘岭没什么关系，甚至离战争都很远。乔羽心怀忐忑地把歌词交给沙蒙，没想到导演认为很好，不过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句不是：“万里长江波浪宽”？乔羽回答说：“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家门口总会有一条河，河上发生的事情与生命息息相关，寄托着你的喜怒哀乐。只要一想起家，就会想起这条河。”更进一步分析，《我的祖国》的谱曲是民歌风，是劳动人民熟悉的小调；等到了八十年代开始，如上述三首歌曲，多是西方风格的舞曲、进行曲、交响乐、宗教颂歌等等，从脍炙人口的平民风格进阶到“高大上”的精英主义。按理说歌曲这种流行文化，应该是越近越流行。但是这些年的主旋律作品，传唱度远远比不上年代更久远这一首“一条大河波浪宽”。说明我们精英阶层的文艺创作者越来越脱离劳动人民的生活了。

还有后面这段——“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也非常好。其实就是毛选开卷第一篇第一句那个终极之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一个衍伸态度，这种爱憎分明、是非分明的坚定立场，是值得我们好好继承、发扬的。

近十数年来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美化美国、美化国民党、美化地主阶级的不良风气，为曾经的帝国主义、剥削阶级、反动派翻案。

譬如2011年的主旋律作品《东方》中，对蒋介石进行了毫无根据的美化。剧中虚构了这样的情节：在与麦克阿瑟的会面中，麦克阿瑟刁难蒋介石，说你的学生咋都跑到你的对面去了呢？蒋介石义正辞严地回答：虽然他们跑到我蒋某人对面了，但是没有跑到外国，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将星，在如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都站了出来，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种说法就特么离大谱。

多一句嘴，《东方》这一部戏，就是那句著名台词“我们怎么能把汉人动过的菜，再端给他们呢？”的出处。

所以说去年《能文能武李延年》这部戏拍得好，直接把国民党干的那些垃圾事都抖搂出来了。

我们之前的文艺作品中，“为果党讳”是一个大毛病，就连《大决战》三部曲都是如此。《大决战》是一部划时代的艺术精品，但也不是100%是完美的，我认为其99.8%都是绝好的，但是有0.2%还不行——这其中0.1%就是对国民党将领的美化。举一个例子，《淮海战役》中黄百韬的形象是一个“尽忠孤臣”的形象，他的原话是——我虽然不是黄埔嫡系，但是发给我觐见“总统”的特别通行证编号是17，所以我每战必拼死争先，就是要报答蒋公的知遇之恩。

这就颇有点“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对黄百韬过分的美化。可以看看功德林差等生、黄百韬手下64军军长刘镇湘的回忆录，里面记载了被围困在碾庄时怎样执行焦土政策，抢老百姓的粮食、烧老百姓的房屋，还有组织有规模的屠杀解放军受伤被俘的战士。

黄百韬杀俘这种反国际法、反战争法的事情，在当时是被当做反动派反面典型宣传的——新华社播发淮海前线消息《竟敢杀害解放军被俘同志　战犯黄大铿已缉拿归案　淮海我最高军法机关决依法惩办》：十四日黄昏蒋匪撤出小王庄时，该团团长黄大铿即命其三营营长黄广才负责就地枪杀我二十三个同志。黄广才又令其副营长吕树明率七连一个班以机枪射杀，吕并监督执行。因当时敌人狼狈逃窜，此二人伏至沟内幸未致命，得以生还。

黄百韬这个人为啥不是嫡系，却依然能获得小心眼蒋光头的青睐平步青云呢？靠的就是一条秘诀：积极反共。36年围剿湘鄂川根据地时“表现突出”，直接进了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并升了少将，从此从一个军阀下面部将走上了“正途”。

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这货下达“杀俘手令”，结果就黄百韬等人积极践行了，其他人都觉得光头太特么不地道了，至少咱得遵守国际共识吧？顺便说一句，湾湾的蔡英文解密了好多“历史文献”，比如蒋中正命令张学良918后不抵抗的电文，淮海战役的“杀俘手令”也在其中：“凡有俘匪，必须就地处决。”

黄百韬忠心耿耿地执行了蒋公的命令，蒋公自然也会以“国士待之”，黄百韬在淮海前线被我军击毙——对国军来说是“壮烈牺牲”之后，蒋公非常感动，为黄司令员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并高呼口号——“黄埔精神不死！”——虽然黄百韬压根就不是黄埔出来的。然后慷慨的为黄司令的遗孀发放了抚恤金：十万元金圆券。

我比较了一下史料，黄百韬的追悼会是十二月初开的，按当时上海的物价，十万金圆券大概能买到两个烧饼或半盒火柴。还得黄夫人跑快点。可真是国士无双啊。

别嫌我说话难听，但这就是事实：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底气越来越显得不足，根本没有“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种敢爱敢恨、快意恩仇的坚定立场。

我在《功勋，高！李延年，硬！》这篇文章里说的：“有了对旧社会、对敌人的恨还不够，还要有对祖国、对人民、对战友的爱。而且这二者是一体两面的——你所爱的东西往往会被敌人伤害。”但是呢，我们现在的主旋律作品，只顾着讲“爱”了，没有对旧社会和三座大山的批判、反思，这显然是不完整的。

讲一讲伟大的革命烈士的黄继光的故事。弟弟黄继恕用这样朴实的语言来概括兄长黄继光的精神：“我哥哥能在战场上不怕牺牲，堵枪眼，这是因为哥哥小时候受苦太多。”黄继恕回忆，童年时兄弟二人在河边玩耍，被一只凶猛的大狗攻击，黄继光拿起石头打死了狗。但谁曾想这是当地甲长养的狗，甲长带了一众家丁去黄继光家兴师问罪，无礼的要求黄继光披麻戴孝背狗绕村走一圈，之后为狗设灵堂，全家按当地人去世一样披麻戴孝3天，将狗入棺材安葬。最后在乡亲们的请求下，黄继光披麻戴孝背着狗走了一整天，还买了棺材给狗“下葬”。黄继恕回忆说：“解放军来村子里了，他（黄继光）第一个报名参军。”

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志愿军战士能用两条腿跑赢美军的机械化部队，为什么他们能在零下40度的野外潜伏隐蔽数日，为什么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凶残敌人、以及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寸步不退……答案是看看他们生长在怎样一个旧社会，他们梦想建设一个怎样的新世界。

再讲一个历史故事。1948年3月，有一封信从基层战士手中，经由连长、团长、师长层层上传，递到了九纵司令员许世友手中。这封信是潍县农民委员会写来，许上将讲这封信珍藏了一生：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

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利，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旧军队的战前动员需要吃肉喝酒发大洋，而人民军队的战前动员只需要这一封信足矣。这就是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所在。

每当跟朋友聊到那一段历史的时候，都感慨革命者们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超人，想到要我们自己，肯定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挺不过去，肯定没办法一日一夜走二百里，肯定不敢用自己的身躯炸碉堡……这也正常，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新时代，我们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唯独不懂一件事——对敌人的仇恨。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潍县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家乡，如果遇难的都是我们熟知的父老乡亲，前面是不是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都义无反顾了呢？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上一篇文章说了说普通战士们的诉苦会——“在第144师的2451名士兵中，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其实不只是普通战士，看一看革命领袖们：

毛泽东主席的家庭就不用说了，满门忠烈。

朱德总司令妻子伍若兰，1929年被国民党逮捕，牺牲后她的头被砍下挂在长沙示众，年仅26岁。从此朱老总一生爱兰花。

贺龙元帅的贺家亲族出了数千名烈士，整个乡都被国民党屠光了：贺士道，贺龙的父亲，1920年牺牲在桑植；贺文棠，贺龙的弟弟，1920年牺牲在桑植；贺英，贺龙的大姐，1933年牺牲在长湾；贺戊姐，贺龙的二姐，1933年牺牲在长湾；贺满姑，贺龙的四妹，1928年牺牲在桑植梭场坪；贺文新，贺龙的堂弟，护旗兵班长，1928年为了向贺龙送紧急情报活活累死途中……

大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他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我仅仅是举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小部分的例子，还有太多太多的史料一篇文章根本写不完，甚至一本书、几本书都写不完，这就是真正意义的“罄竹难书”。但是我今天写不完，明天也会写，明年也会接着写，不能让反动派们犯下的罪行被遗忘。

同样的，我们文艺作品中，不能再做替敌人文过饰非这种事情了，就是要分清楚“朋友、豺狼”“好酒、猎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是人民的敌人！是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并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不得翻身的存在。谁想在文艺作品里夹私货，谁想对历史涂涂抹抹，就看看千千万万的烈士们答应不答应，看看全体人民答应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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