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狂病人能自己清醒吗（躁狂发作心理根源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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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30日是第7个“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168年前的今天，画家梵高出生。他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双相障碍患者，这也是“世界双相障碍日”定在这一天的由来。

以往，大部分社会大众对“双相障碍”几乎毫无了解：“双相是什么？是一种病吗？”只有再补充解释这是俗称的“躁郁症”，人们才恍然大悟。

但随着患病率越来越高，这种疾病越来越被大众熟知。一来是双相障碍的确诊群体趋于低龄化，不少还在读书的青少年患病，这逼得父母不得不去了解这个疾病。

二来是近年来不少双相障碍患者引发了一些社会事件，比如2019年的“女子大闹国航机舱”，2020年国内脱口秀演员卡姆被曝吸毒。据媒体事后报道称，他们都是双相障碍患者。

可喜的是，当整个社会越来越熟知这个疾病时，相关的预防和诊疗也就更可能得到重视。部分康复者也可能因此抛开病耻感，更坦诚地面对疾病，鼓励其他患者，并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尊重和关爱。

去年夏天结束的热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2》中，大波浪乐队创造的歌曲《No Such Disease》讲述的就是双相障碍。该乐队主唱李剑在节目中公开表示自己是双相障碍患者，并希望大家多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他的创作和公开非常有勇气、有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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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在目前主流的精神医学中，双相障碍仍是症状学诊断，对病因说不清、道不明，而且它属于“6种重性精神病”（现在逐渐改称“6种重性精神疾病”）之一。

主流精神医学在这方面的局限性，导致社会大众对这个疾病的了解仍然非常表面、片面，甚至感到难以理解。大部分人将“双相障碍”等同于“精神病”，用异样、恐惧的眼光看待患者。

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扭转，那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疾病的同时，可能也会导致越来越多歧视。如果患者的病耻感强烈，往往不利于康复，对疾病的诊疗发展来说也是弊大于利的。

所以，对于双相障碍仍需更多理性、客观、深入的科学知识普及，尤其是探索心理社会因素方面的影响因素，引导大家如何预防、识别、与患者相处。这是精神卫生从业人员责无旁贷的任务。

在过去两年的“世界双相障碍日”时，我们从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角度，总结了双相障碍的心理根源——是以叠加性的心理创伤为主，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为辅的病理性记忆；并通过大量的双相专栏文章、视频详细讲解了该突破性的发现。

今天籍着再一次的“世界双相障碍日”，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在过去1年中，利用系统化、深度化的心理干预，尤其是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发现的双相障碍的根源和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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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双相障碍的核心表现已有一些基本了解：抑郁和躁狂交替出现。当然，如果说得专业些，这里说的“抑郁”指重度抑郁发作，“躁狂”指的是轻躁狂/躁狂发作。

在主流精神医学中，双相障碍的分类有多种，比如最常见的双相Ⅰ型、双相Ⅱ型等等。但如果从我们的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角度出发，可以基于心理活动和表现的不同，把现在主流精神科认为的双相障碍简单分为3类。

第一类是典型的双相障碍，也就是有典型的重度抑郁发作和典型的轻躁狂/躁狂。轻躁狂/躁狂发作时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欣喜若狂、狂妄自大，而且精力充沛。

第二类“双相障碍”指的是除了有重度抑郁发作之外，还有大发脾气、打人砸物、暴躁易怒的表现和行为。很多精神科大夫认为这是“易激惹”，进而诊断为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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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认为这属于“激越”的表现，而且原因很明确，就是相关心理创伤被激活了，所以非常敏感、易怒、焦虑，反应剧烈。从心理的角度上这并不难理解。当利用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技术（TPTIH）对相关创伤进行修复后，患者的激越表现就大大缓解，甚至消失了。

所以，从我们的临床经验出发，这一类“双相障碍”有过度诊断之嫌，更合理的诊断往往是“抑郁障碍伴激越状态，伴偏执型人格改变”。

第三类是“非典型双相”，指虽然大致符合双相障碍的规律，但重度抑郁发作和轻躁狂/躁狂发作都不太典型，达不到严格的诊断标准的情况。这种类型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双相障碍？临床上争议较多，涉及的因素较多，在此暂且不谈。

我们想谈的是第一种典型的双相，尤其是这类型患者的情绪切换：为什么他们的情绪会忽高、忽低，一会儿抑郁低沉，一会儿情绪高涨？有人将此形容为上一秒地狱，下一秒天堂，两者不断交替。这也是很多大众、甚至是精神科医生都难以理解的地方。

对于重度抑郁发作，我们多次强调这背后是叠加性心理创伤，是患者成长过程中遭受的诸多打击和挫折。后续再遇到挫折时便容易自我否定、陷入灾难化思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那轻躁狂/躁狂的根源是什么呢？主流精神医学仍主要从神经递质、遗传等角度去解读，但这远远不能解释临床中的现象。

而从精神心理学的多学科角度，我们发现轻躁狂/躁狂的主要根源还是心理社会因素。主要是患者的成长过程中受到反复、持续的过度夸奖，导致他们自视过高，在情绪较好、际遇比较顺利时容易过分乐观，随之进入了另一思维极端，只想好的不想坏的。

所以，他们处于这个阶段时往往狂妄鲁莽，出口张狂，做人不够谦卑，做事粗心轻浮，这又很容易令他们处处碰壁，遭遇打击；然后又引起重度抑郁发作，自我否定。

而我们过去1年的心理干预中，对轻躁狂/躁狂的心理根源又有一个新发现：除了成长时期的过度夸奖外，它还可能来源于遭受较大心理创伤后长期压抑、刻苦努力而取得一定成绩后的心理“突变”。

以下通过临床心理干预中的一个案例，可以把这个新发现阐述得更加清楚。

患者启林是一名研究生，他就读大学本科时确诊重度抑郁症，经过药物治疗后情绪障碍有所缓解。当时有权威的精神科医生怀疑他是双相障碍，但未下诊断，仍以抑郁症的治疗方案为主。

因此总的来说，启林读本科时的整体情绪以压抑、低落为主，在人际关系中也比较沉默寡言，内向不合群，但读书非常努力。

可当他得知自己保研成功后，性格和情绪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变得非常亢奋、精力充沛，喜好社交，主动找同学打牌、打游戏，而且爱吹牛皮。

比如他买了台新手机后，扬言要破解安卓系统的代码；随父母外出跟亲戚吃饭，他说自己的英语比得上同传翻译官。听到同学说比尔盖茨1小时看书150页，90%记得住，他马上说自己的水平也差不多，以后也会成为大人物……他把自己的前途想得一片光明，甚至晚上经常因为想得太兴奋而睡不着觉。

可启林的父母不淡定了，“这孩子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以前不爱说话、不爱出门，现在吹牛都不打草稿，兴奋得有点不正常！”他们带启林到北大六院就诊，结果被诊断双相障碍。

启林当时的症状明显符合典型的躁狂发作。经过住院治疗后，启林的症状逐渐消失，情绪和认知恢复平稳。可当他清醒过来后，他又开始极度自责、自我否定。“我那时真是太丢人了！那些听我吹牛的同学、亲戚会怎么看我？”

他又变得不愿意出门见人，极力回避社交场合，觉得自己是个小丑，再次陷入重度抑郁发作。后来，启林父母辗转找到我们接受深度化的系统心理干预。

一般来说，获得保研资格固然是值得庆贺的事，但并不至于令人性情大变，从原来的内向自卑变得狂妄自大、口无遮拦。启林也想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像着了魔似的。

但在深度催眠下，我们发现这次躁狂发作的背后与他过去一个较重大的心理创伤有关。

启林高中时学习十分卖力，整整3年里每周最多只休息半天，晚上困得眼皮打架了，他还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亢奋起来，然后继续学习。他睡眠严重不足，白天容易打瞌睡，但他还是强打精神学习，整个人非常疲惫。

不过，他的努力确实有成绩上的回报。高中3年他一直是年级的优等生，获奖无数，高考前连续多次模拟考在年级名列前茅。老师对他赞口不绝，同学羡慕不已，大家都觉得他肯定是考上“北清复交”的料；启林也非常骄傲，认为这已十拿九稳。

但后来启林高考发挥失常了。在深度催眠下，启林“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在高考放榜当天，他在家里电脑上查询到成绩不到600分。这比他模拟考试的分数低很多。

他一直盯着屏幕上的分数感到难以接受。这时妈妈过来了，看见分数后惊讶又失望地说了一句“怎么才考这么点分数”。

后来他得知平时比自己“更懒散”的同学考得比自己更好，他哭了整整一晚，内心极度自我否定、沮丧、绝望，而且心理不平衡。他觉得非常对不起老师，也没有脸面见同学，再也不愿意见高中同学了。

在不得已上了一家普通本科院校后，启林非常希望通过考研一雪前耻。他仍然拼尽全力学习，努力的程度毫不亚于高中。最后得知自己保研成功时，他非常兴奋。

他在催眠状态下说：“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我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终于出了一口气！”他那么多年的压抑、自卑，一下子转化为自负。这是他躁狂发作、心态“飘了”的起点。

在深度催眠下继续深入挖掘发现，其实他在高中时的心态就开始走偏。那时他持续接受外界的过度夸奖，内心十分骄傲、自满，根本没有设想过自己可能会高考失利。

虽然那时他没有达到真正轻躁狂的地步，但已经埋下了心理隐患。换言之，他也因为持续受到过度夸奖，形成了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这一层心理根源他也有。

只不过大学本科时他整体处于压抑、抑郁状态，也未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这种心态便暂时没有呈现。可保研成功后，压抑状态一下子消失，唤醒了、甚至加重了他的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便一下子躁狂发作了。

这就好比一根不甘平凡的弹簧，在某种范围内，如果外界施加的压力越大，当这个压力一下子消失时，弹簧就蹦得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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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林的患病经历让我们对轻躁狂发作或躁狂发作背后的心理根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为广大学生群体、家长带来启发。

每年都有很多本来成绩优秀、被大人寄予厚望的孩子在中考、高考时考试失利，这时父母一定要有意识地、及时地给予积极引导，否则特别容易形成心理创伤。

有的孩子逐渐出现了考试焦虑甚至恐惧，一有重大考试就因过于焦虑而发挥失常，不断遭遇打击，陷入恶性循环。

有的孩子则像启林一样，憋着一口气，更加玩命般地学习，长期承受压力。有些家长、老师觉得这是好事，孩子被逼出潜能了，“卧薪尝胆”了，殊不知这背后可能有后续轻躁狂发作或躁狂发作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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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一定要及时疏导孩子释放负性情绪，然后和孩子一起深刻地反省考试失利的原因出在哪里，并利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和精神心理知识积极解决。父母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培养孩子塑造“高逆商”。

还有一点，上面提及启林的躁狂发作症状消失后，他为自己那段时间的轻浮行为感到丢脸，又开始极度地自我否定。换言之，躁狂发作的经历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心理创伤，令其自卑更加严重。

如果这时他没有得到理性的、积极的引导，他很可能又会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有那么厉害，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小丑”，然后开始新一轮的长期压抑和自我施压。

这就又回到高考结束后的心理活动模式了。如果他后续经过努力，真的又获得了另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成绩，比如考博成功、进入知名企业，那他可能再次出现躁狂发作，变得狂妄自大；躁狂发作消失后，接着又可能觉得之前的所作所为很丢人，陷入极度自我否定……

这就是双相障碍患者容易在抑郁发作和轻躁狂/躁狂发作之间来回切换、不停反复的心理根源之一。

有的双相障碍患者到了最后，其自我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设立的目标越来越高。但其无法通过努力实现时，又或者压力超出了承受能力时，就会出现严重的精神崩溃，走上自杀道路！

所以，广大双相患者的父母一定要对此有所意识，孩子的病情反反复复，不能只看到表面的症状，还要理解其心理活动根源。

当发现孩子有轻躁狂发作或者躁狂发作时，除了及时就医，缓解症状之外，后续还要有意识地要引导孩子建立积极自我反省的意识，而不是自责、自我否定。要打破正性、负性情绪下两种极端思维方式的恶性循环。否则，随着心理创伤越积越多，后果将不堪设想！

像上述案例启林，我们在深度催眠下将他高考失利的创伤、轻躁狂发作导致的创伤都修复了，引导他学会理性地看待一时的成绩和失败，掌握科学而高效的学习方法。

这些病理性记忆得以修复之后，启林感觉轻松了很多。虽然当时他还要别的症状和问题有待解决，还没有完全康复，但他说：“我终于知道自己为啥躁狂发作了”。

一旦患者和父母理解了相关症状的来源，这能很大程度上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找到合适自己的康复路线，增强康复的信心。这也是我们持续分享临床心理干预发现，不断剖析双相障碍症状背后心理根源的主要原因。

随着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越来越丰富，尤其是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的不断积累，必定能揭开更多关于双相障碍的“秘密”。

在下一年的“世界双相障碍日”来临之前，我们还会不断分享临床心理干预中的新发现，持续补充、充实已有的双相障碍文章、视频专栏。

希望我们的探索和分享能令更多患者、家属免于迷茫和恐惧，也令更多大众抛弃对双相障碍患者的异样目光，甚至有朝一日，“双相情感障碍”能够被摘掉“重性精神疾病”这个帽子，让更多患者和父母能够免于恐惧，加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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