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和弦子发生了什么（朱军弦子先后发声）

（联合早报网整理）中国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女实习生弦子的案件12月2日庭审后虽仍未宣判，但两人先后在微博发声，让扑朔迷离的案情再引关注。有分析认为，从两人的表态可见，案件走向也许对弦子不利。

中国央视主持人朱军（右）周二凌晨就“弦子”（左）指控他性骚扰案首度发声，坚称自己清白。（合成图）

一直保持缄默的朱军周二（22日）凌晨就性骚扰案首度发声，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并批评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施加私刑的做法。自我介绍为媒体人和资深时评人的微博用户“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本周一也发微博文章，转述了朱军对案件的一些回应，朱军周二转发了该文章。他的表态有以下几个重点：

1. 在被指性骚扰之前以及当天并不认识弦子。事发当日有几个学生进来化妆间，就与他们“随便聊了聊”，中间很多人进进出出。

2. 否认帮弦子看过手相，否认曾与她有任何身体接触。

3. 可能说过弦子“长得很像我太太”，但声称若有也只是缓和气氛的玩笑。

4. 化妆间没上锁，也没有与弦子发生不愉快，节目录制完就回家。

5. 一直不回应案件，是因为有“有纪律要求”。

“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也整理了案件的一些证据与进展，有的看来是到了事发现场采访所得，但有的未说明信息来源。要点有：

“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在微博发布案件相关证据，称化妆间不能关门，且出门右拐为观众区域。（微博）

1. 弦子头发和衣服上提取的指纹，并没有朱军的。

2. 弦子的衣物送检，没有指纹与第二个人的DNA。

3. 化妆间是一个门都不能关的公开场合。

4. 弦子跟朱军在化妆间的45分钟里，不停的有人进进出出找朱军商讨节目内容。

5. 弦子说歌唱家阎维文进入后才得以“逃脱”，但是当天根本没阎维文的节目，他压根没去过。

6. 被指涉的侵犯行为是断断续续的，断的时候弦子没有逃离。

对于朱军发声，弦子同日也在微博做出了回应，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化妆间并没有十几个人进进出出。只有四人，分别为朱军的助理，制片和两位观众。

2. 朱军被指实施侵害行为，期间被打断后为何没逃？基于他们（在场人士）跟朱军的关系，怕他们包庇朱军，怕事情闹大被公开嘲笑。

3. 观众来化妆室索要签名时为什么没逃？太慌乱，朱军跟观众签名交流时间太短。

4. 为什么会把歌唱家郁钧剑错记为阎维文？因为时间太长，记不清了。

5. 弦子自己也印证了现在确实没有指纹跟朱军DNA的证据，但称这是检测问题，所以要求重新检测。

被指性骚扰案发生的化妆间内部，该化妆间最多可供六人同时化妆。（互联网）　

可见，案件目前仍扑朔迷离，朱军与弦子各执一词。原本大家都在静等法院宣判，但朱军的突然发声引发另一个问题。2018年掀起舆论风暴的性骚扰案，朱军怎么沉默了这么久，现在才发声？

朱军的回应是，网络舆论发酵后，他深陷在漩涡里动弹不得，“我曾想回应，但有纪律要求，我必须无条件遵守。”他还说，一直未发声也是因为坚信清者自清，相信法律。

朱军沉默许久后发声，或许也有另几种解释：

第一，朱军性骚扰案在2018年中国娱乐圈乃至整个网络都掀起轩然大波，朱军名声口碑、演艺事业一落千丈，没有再主持过任何节目，包括曾主持过多届的央视春晚。有娱评人就指出，这两年朱军对案件始终处于回避的状态，再加上弦子频繁公开喊话，这对于朱军而言绝对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即便最终赢得了官司的胜利，要想再回到往日巅峰，恐怕不容易，因此主动发声，其“反私刑说”也争取到部分人的支持与同情。

第二，全世界的性骚扰案件本来就不容易证明是否确有其事，往往陷于当事双方各执一词，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朱军性骚扰案12月2日庭审后的一些评析也认为，女方可能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和证人，弦子曾要求朱军出庭，可能间接表明了这点，但朱军并未出现，而根据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这确实也是他的权利，起诉人要负责举证，提出实际的证据需要当事人质证。换句话说，形势也许对弦子相当不利。

第三，弦子控诉朱军的行为本身为她获得不少支持者。在2018年席卷中国的“米兔”（#metoo）风潮中，有一种支持受害者的说法，即赢了官司当然好，输了也能让社会更关注女性维权。这其实符合了欧美非政府组织（NGO）的逻辑，即借助司法案件来赞扬某种理念，即使官司输了，但理念宣传成功，这就是巨大的胜利。不过，好些中国网民其实也正因为弦子背后有国际NGO支持的影子，而对其动机怀有疑虑。朱军应该也看到了这点。

有分析认为，弦子要求朱军出庭，是因为自己已经没有有力的证据。（互联网）

无论官司最终如何，该案件必将成为中国司法有关性骚扰的一个参考案例。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研究员龙大瑞曾指出，直到最近，对于什么构成性骚扰，中国法律上一直没有严格定义。

他说：“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与性骚扰相关的案件走上了中国的法庭。你经常看到的是，如果一个工作单位惩罚了被控者，那么被控者就会起诉公司违反劳动合同。或者被控者会起诉公司和指控人损害其声誉。”

事实上，“性骚扰”一词在2005年才出现在中国保护妇女权益的相关法律中。龙大瑞补充说，从那时起，地方和省级法规就开始强调执法，但在基层几乎没有变化。

根据非政府组织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的数据，在2010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公开的5000多万份判决书中，只有34份涉及性骚扰指控。其中，只有两起案件是受害者起诉涉嫌性骚扰者，而这两起案件最终都以“证据不足”为由被驳回。

今年5月下旬，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民法典》，并将于明年1月1日生效。新《民法典》将性骚扰明确定义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进行的行为，并明确政府、企业和学校有防止性骚扰的责任。

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仍然不足以有效保护性骚扰案件的受害者。龙大瑞说：“《民法典》规定，企业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但没有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公司将面临什么样的责任。”

对于弦子而言，此次若败诉，还要面对朱军反诉她与一名支持者侵犯其名誉权和造成精神伤害，索赔65万元人民币（13万2600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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