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的官算官二代（看看古代科举考试对官二代的限制）

如今公务员在录用、晋升上大多运用了考试这一方式，而关于官员子弟“萝卜招考”、“内定应试”的新闻不绝于耳，甚至引起人们对于“官二代”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重视增强考试的公开、公正、透明，避免原本为促进阶层流动的这一制度设计演变为所谓“拼爹”游戏，让那些出身寒门者拥有平等地站在考试这一起跑线上竞争的权利。那么，古代科举考试在录用选拔上对“官二代”又是如何限制，而力求公开、公正、透明的？

明万历八年（1580），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考中状元，同时考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大儿子张敬修。消息传来，舆论哗然，众议嚣嚣。原来，就在3年前，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已考中了榜眼。张居正有六子，有人为此作诗讽刺：“状元榜眼俱姓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做探花郎！”难怪时人非议，因为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时人讥之“一鸾（借指翟銮）当道，双凤齐鸣”，翟銮也因此被弹劾“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而同样，嘉靖的做法亦非没有先例。早在北宋雍熙二年（985），宰相李昉之子、吕蒙正之弟本已取得殿试资格，但宋太宗却提出，“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竟不许二人参加殿试。

从隋唐创设科举制度，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中，关于官员子弟的应试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争论的焦点。应当说，官员子弟由于环境的熏染，对于政治难免会有比一般人更强的敏锐性和适应性，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他们在科举考试乃至仕途发展上有较好表现，应当也属情有可原。

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情况却是，相当一部分官员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而是倚仗父辈的权势实现金榜题名乃至平步青云，这实际上也是对寒门子弟在政治权利上的另一种剥夺。也因此，不少人有意识地将抑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掖寒士、体现公平的一种手段。如唐代王起主持考试时，明确提出“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的状况。到了宋代，更专门创立了“牒试”制度，规定官员子弟、亲戚、门客须专送别处考试。康熙时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参加考试需单独编字号，规定取中名额，以实现“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

尽管如此，纵观科举史，官员徇私、子弟舞弊的现象从未断绝。甚至前面所说的宋代“牒试”制度，原为约束官员子弟应试，但在实际中却演变为对官员子弟的特殊照顾。这也告诉我们，权力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钻空子、搞腐败。而这也正是官员子弟受到人们质疑的客观基础。

其实，张居正也并非不清楚他的三个儿子中试所引起的社会非议，对此他辩解说，“国家既然独重进士一科，则大臣子弟纵使有卓荦奇伟之才，若不参加科举考试，终不能进入宦途，为国家贡献才能。因此，人们所说大臣子弟不应与寒士争功名，在前代或许可以，在如今就不适用了。”

张居正的辩解看似不错，但实际上却是在偷换概念，因为人们反对的并不是官员子弟应试本身，而是愤慨于他们以权谋私徇私舞弊的行为，而对于那些洁身律己者，人们只会报以敬意。这里不妨以曾国藩两个儿子的应试经历作为比较。

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被曾国藩评价“天分甚高”，但时运不济，三次参加会试皆未能中，在这过程中曾国藩不仅没有为他打过招呼说过情，反而在曾纪泽心生厌倦提出退出科场转攻西学时，慨然表示同意。后来曾纪泽凭借自己的努力，终成晚清著名外交家。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第一次到长沙参加乡试时，曾国藩已经节制东南半壁江山，位高权重，然而他却在考前写信给曾纪鸿，告诫儿子“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发榜之前再度致信曾纪鸿“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自然，曾国藩也从未就曾纪鸿应试一事向主考官打过招呼。那次考试曾纪鸿最终名落孙山，以后尽管多次应试，也未能考中进士。相比之下，张居正三个儿子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说其中没有“猫腻”显然是不能服众的。

总之，古代科举制下，人们对于高官子弟应试的关注，实质上是对权力滥用的担忧。而解决这一问题，不外乎以下几种手段：一是权力拥有者自我的约束，二是更高一级的监督，三是制度的制约，四是社会舆论的监督。考虑到如前所说，权力的一大特性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钻空子、搞腐败，这四种手段必须同时运用，才能构筑起防范权力滥用的“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