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者生存对人类社会使用吗（适者生存是社会的规则吗）

《进化论与伦理学》同《天演论》的差异

清末，严复的《天演论》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入人心，“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词汇成为民国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并成功影响至今。但是大部分人对问题的理解都只是停留在口号之上，没有深入地探索这个理论的意义，就如他们少有人读过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样。

严复的《天演论》是对《进化论与伦理学》进行歪曲式的摘译，《天演论》归根到底乃是为了论述“自强保种”的主旨，是出于时政的需要；而《进化论与伦理学》则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它的主题为考察进化论是否可以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能否与伦理协调。民国人没有深入的理解这本书，所以读完《天演论》之后，就都去鼓吹变法唯新、奋发图强，居然把“进化论符合人类社会基本规则”作为一个默认的结论接受了下来，这样就反而了绕过了赫胥黎，变成了斯宾塞的信徒。

本篇文章不是为了恢复赫胥黎的观点，而是要借助赫胥黎的理论阐述作者的想法——进化论应怎样运用于人类社会？

严复（1854－1921）根据《进化论与伦理学》译出《天演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张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三章讲述“生存斗争”，第四章讲述“自然选择”，严复称前者为“物竞”，后者为“天择”。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限于生物领域，他只考察了植物、昆虫、鸟类等的进化过程，尚未涉及到人类社会。在达尔文之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其实已经论述到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了。与达尔文同时，赫伯特·斯宾塞把进化论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域。

严复说斯宾塞的《综合哲学提纲》“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中有一篇专门考察社会伦理领域中的进化问题，结尾部分“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

斯宾塞可以说是最早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引入人类社会的人，他认为人类社会里也存在自然界那样残酷的生存斗争。那些弱小的、低劣的、野蛮落后的人种会被淘汰，社会总是让“最适者”生存下来，在斯宾塞看来，任何改良或变革社会的做法都是在违背“物竞天择”之规律，所以人们所要做的并不是消灭这个法则，而是尽量顺从它、承认它，并努力争取“保种进化”。

所以严复认为斯宾塞的学说“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犹黄老之明自然，而不忘在宥而已。”这与老庄哲学颇类，《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庄子》也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讲的都是认同自然而无为的观点。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1820-1903）

赫胥黎对斯宾塞的反驳

与斯宾塞相反，赫胥黎认为如果任从“物竞天择”规律在人类社会无止境的运用，那么人人都会自行其事，争当那个生存下来的“最适者”，这样只会导致无穷无尽的混乱。

赫胥黎说有些迷恋于进化论的蠢材“总是在盘算如何主动或被动地消灭弱者、不幸者和过剩的人，他们还认为其所作所为是理所当然的，声称这样做是受命于宇宙过程（自然选择），是确保种族进步的唯一途径。”按照这些蠢材的逻辑，伟大的屠呦呦乃是最坏的人，因为青蒿素拯救了无数理应被淘汰的病患；希特勒是上帝的使者，他消灭了低等的犹太人；公益活动是一种罪恶，它阻碍了自然选择的作用；假如明天就是地球末日的话，那么要让领导和精英先上飞船，平民自己抽签定生死，甚至要提前牺牲掉地球上的一半人......

赫胥黎认为，通过“物竞天择”而保存下来的“最适者”不一定是“最优者”。假如气候变得更冷一些，那么植物里能够生存下来的反而是那些矮小低等的灌木；假如社会黑暗，朝政腐败，那么“最适者”就不是具有才能的君子，反而是投机的小人等等。通过自然选择的结果，未必能够导致社会的进步。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忽略了人为的力量，赫胥黎认为就像园丁裁剪林木一样，人类的活动并不单单是顺从自然的“保种”，它还与自然规律存在矛盾。为了保障社会稳定，人们用法律把“自行其是”限制在和平的范围内，这样身无分文的流氓才不能去抢劫过客，身强力壮者也无法凭蛮力以大欺小；自然总是要让花园变得杂乱无章，园丁却总是想把它们修剪得整整齐齐。文明的进步恰恰代表着人们对生存斗争的克服，而不是完全的认可。

基于这样的观点，有些人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想要以人为来完全代替“物竞天择”。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

乌托邦主义者主张伪装的生存斗争

对于大自然来说，杂草与水稻是没有区别的，它们平等的参与生存斗争，如果杂草生命力强盛，就会完全把水稻遮蔽。但农夫不允许这种自然规律，他需要进行锄草，保证水稻可以茁壮成长。自然总是倾向于“物竞天择”，而农夫却要铲除产生竞争的条件，以此来消灭“物竞”，并把“天择”变为“人择”。

人总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安排自然，自然倾向于让那些最适宜环境的生物保存下来。人则相反，他们要根据个人的喜好以及自认为合理的方式来安排自然。在社会里，政治领袖就如同园丁根据实用和美观来选择培育植物一样，也要根据自己的理想来改造社会。这样，自然选择就被领袖的选择给取代了。

《理想国》里，政治领袖认为为了城邦富强、后代天资能超越前代，只有那些天赋高的婴儿才可接受培养，天赋差的就被秘密处理掉；《太阳城》也说：“天分比较差的儿童被送到乡下去，但其中知识比较发展的，又可以接回城市。”《美丽新世界》里，孵化中心主任根据预设的身份来培育宝宝；在乌托邦主义者看来，消灭生存斗争就是要让个人成为国家的一部分，遵从领袖的调度，实现全社会的统一配给。

然而，消失的其实是“天择”而不是“物竞”。在乌托邦里，普通人同样要面临粮食匮乏、生存困难的问题。人与其他物种不同，人存在着社群关系，任何掌握“人择”大权的人，必然要让身边的人跟着鸡犬升天，正所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所以，斗争依然存在，但公平的“天择”却被偏私的“人择”取代，这导致生存下来的不是“最适者”，而是“有权者”。乌托邦主义者让部分人享受无需参与生存斗争的特权，而让大部分人在权力的摆布下，优胜劣汰。

“物竞天择”到底是不是人类社会的规则？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前者完全忽略人为的作用，对“物竞天择”盲目的顺从。后者夸大了人为的影响，并借此走向奴役和腐败之路。要理解“物竞天择”在社会中的作用，必须还得用辩证法的思维。

首先，“物竞”乃是自然之规律，人类本属于自然，逃脱不了这个规律的影响，不要妄想完全用配给来代替竞争。其次，人类离自然状态越近，就越受“物竞天择”规律的束缚，社会越发展就会越脱离自然，文明越进步，野蛮的斗争就会越少。如果社会的物产丰盛到能够解决大部分人之生存，那么生存斗争也就只仅仅存在于最底层的贫困人口之中。“物竞天择”只对于他们才有效，而对中上层的大多数人来说，人们更讲究的是互助、友善与合作，因此这个规则不是普遍的人类规则。只有生存在野蛮落后环境中的人，或者思想退步、愚昧的人才会把“物竞天择”当作普遍的人类规则来鼓吹。

另一方面，因此任何人都无法代替“天择”去进行“人择”。唯有承认“天择”的存在，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赫胥黎说：“让权力和财富掌握在精力最充沛、最勤劳肯干、才智最出众、意志最坚定且对人类富有同情心的人的手上，是一种很理想的情形。”如果抛弃“人择”，限制少部分人利用权力或继承的优势来垄断生产资料，那么所有人就都可以在公有的生产资料面前，各尽所能、多劳多得。这样才会导致精力充沛、勤劳肯干又才智出众而意志坚定的人胜出。

我们错误的把“争夺享受资源”当成了“争夺生存资源”，因而造成种种的谬误。乃至于把最底层人群的生存斗争当作最普遍的人类社会规则，把最上层权贵的“人择”看成比自然“天择”还公正的分配。

对于一个进步的、向上的社会来说，优胜的不是顶层的少数“最适者”，而是中层的大多数“中等适者”；劣淘的也不是贫困的、病弱的、愚昧的“最不适者”，而是违法犯罪、践踏伦理、自行其是的“社会背叛者”。

当然，“物竞天择”并不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消失，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有上坡也就会有下坡，当人类文明走向没落时，“物竞天择”又会重新在这个社会里耀武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