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四阿哥（四阿哥胤禛有何过人之处）

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在康熙遗诏的最后一句，决定了大清皇权的最终归属，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接过康熙皇位的并非当时继位呼声最高的皇十四子胤禵，也非“贤名远播”的皇八子胤禩，也非文学修养极高、骑射俱佳的皇三子胤祉，而是在“九子夺嫡”事件中一直隐忍不发，不争不夺，自称为“天下第一闲人”的皇四子胤禛。

关于雍正皇帝的登基之由，清史研究第一人孟森先生曾经给出过“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确为实事”的定论。但这毕竟只是外因，只是万事俱备以后的一阵东风，关于皇四子胤禛“篡夺康熙皇权”的说法，更是后世臆想而非历史真相。就当时的朝局环境和诸皇子的具体情况而言，皇四子胤禛乃系最符合康熙皇帝心意所属之皇位传承对象。

也就是说，皇四子胤禛之所以能够成功升级为雍正皇帝，其根本原因在于康熙皇帝对其的认可，在于其“人品贵重，深肖朕躬”！

那么，一直以“闲人”自居，既不明确选择政治站位，也不表现夺嫡之心的皇四子胤禛，是如何一步步获得康熙皇帝认可，并最终成为其心仪的皇位继承人？

《雍正王朝》中，邬思道的历史原型，时任四爷府幕僚的戴铎，曾经就夺嫡策略专门给皇四子胤禛写过一封书信，予以明确说明。对于戴铎的建议，皇四子胤禛虽然给予了“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的严词拒绝，但在实际运作中，皇四子胤禛却将其全面、细致的贯彻实施，并最终取得了夺嫡之争的胜利。

《雍正王朝》邬思道剧照

对康熙，孝以事之

正如戴铎所言，在英明如康熙皇帝面前，“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康熙皇帝但凡有差事交付，皇四子胤禛必定尽心尽力、全力以赴，交付完差事以后，立马归于“天下第一闲人”的状态，将“露其长”和“过露其长”的尺度、界线精准把握在最适宜的范围。

除此之外，皇四子胤禛在康熙皇帝面前的“至诚至孝”，也绝非其余皇子能及。康熙四十七年，太子胤礽首次被废，因为伤心过度，康熙皇帝出现轻微中风。但被太子胤礽伤透心的康熙皇帝，拒绝服药，“惟愿速死”。这时候，皇四子胤禛给出劝谏之言：“臣等虽不知药理，元冒死择医，令其日加调治”。

试想一下，因胤礽不孝、不法而惹得“圣体违和，日渐增加”的康熙皇帝被皇四子胤禛近乎强制性的“要求”医治，会有何其感动？为此，康熙皇帝专门下旨嘉奖：惟四阿哥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

诸如此类在康熙皇帝面前表现出“至诚至孝”一面的皇四子胤禛，自然会被康熙皇帝青眼相加，落得不凡形象。

对兄弟，诚以格之

除了侍父至孝，皇四子胤禛在皇室兄弟之间也始终保持中立态度，基本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所有人都不把自己当成对手。在皇四子胤禛的刻意为之下，其非但没成为攻击对象，反而成为诸位皇子势力集团拉拢争取的对象。

太子胤礽首次被废以后，皇四子胤禛非但没有像皇长子胤褆、皇八子胤禩那样公开站出来谋取储位；又没像皇三子胤祉那样对胤褆、胤禩釜底抽薪，一举扳倒；而是对胤礽处处维护，顾念父子兄弟之情；康熙五十三年，“毙鹰事件”爆发，皇四子胤禛同样没有对皇八子胤禩趁机陷害，反而主动为其求情。

诸如此类的“以诚相待”后，皇四子胤禛得到了康熙皇帝“前拘禁允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允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之正面评价；更被皇九子胤禟等人当成了“自己人”，在皇八子胤禩生母去世以后，第一个找到皇四子胤禛，邀其同往八爷府慰问。

始终保持的中立态度，事事处处对皇室兄弟“以诚相待”，让皇四子胤禛能顾平稳度过“九子夺嫡”最惨烈的相互攻击时期，为其成功继位奠定了绝对基础。

对朝臣，和以结之

表现装作“天下第一闲人”的模样，不争不夺，并不代表皇四子胤禛就忽略了对自身党羽势力的暗里培植。

就整个“四爷党”成员来看，皇四子胤禛身边的党羽势力虽然不多，但都系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对于其能够顺利登基为帝乃至平稳度过康雍皇权更迭过程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集团成员少，就能绝对程度上减少其犯错连累自己的可能性；集团成员精，既能降低为人所知的可能性，又能在关键时期发挥出“以一抵十”的神奇效果。在管理势力集团成员的时候，他既不像皇八子胤禩那样广置党羽，又不像皇三子胤祉那样约束不严。在知人善任并奖惩分明之下，年羹尧、隆科多等人才能对其绝对忠诚，誓死效命并最终完成自己的终极目标——登基为帝！

当然，制定一个理性、科学并周密、细致的夺嫡计划和夺嫡策略并不难，一个戴铎就能完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此执行，如此在面对皇储位置的巨大诱惑时，还能坚持数十年？

皇四子胤禛凭借着绝非常人能及的自律性，严格遵照预先设定的夺嫡策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数十年中竟无一次严重过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更是一个帝王才有的强大心智和心境。

参考文献：《清实录·圣祖实录》、《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正说清代十二帝》、《清史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