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张国荣的故事（梅艳芳和张国荣的悲剧爱情）

五十多年若有变,早早就变。若不变,多少年也不会变。—李碧华

@自在之思

《胭脂扣》是作家李碧华的成名之作，但从电影艺术角度来说它的意义更为深刻。导演关锦鹏特殊的同性身份，使他对女性视角的拿捏细腻完美。他把中国古典文学里那种瑰丽的想象影像化成缠绵悱恻的幽怨氛围，如花浑身散发出来的“阴气”，充满了一种浪漫的凄迷，在整个华语电影世界都极为特别和难能可贵。

如花原本是三十年代香港石塘咀的红牌妓女，与世家子弟十二少陈振邦相恋。因陈家的反对二人吞食鸦片殉情，相约手牵手走过黄泉、永不分别。不料死后的如花苦等十二少五十三年未能得见，于是用来生的七年阳寿换来七天的时光，到八十年代的香港寻找十二少。上来后又偶遇一对情侣—袁永定和阿楚帮助她寻找线索。

一个三十年代的女鬼跋涉于时间的长河,在五十多年的时间跨度背景下情深意笃地寻夫，东京大学的藤井教授用“香港意识”的变化来解读这部电影。他说时间才是《胭脂扣》的真正线索和主题：是借一个女子穿越于两个时空两种文化的鬼魅爱情，带出香港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怀旧心理，以及香港人在回归之前对自己文化和身份归属的思考。

01.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性的关系只能纳入身份之中

胭脂扣，是用年华记载爱情的象征，爱是耐心，是等待意义在时间中慢慢生成的信物。一只胭脂扣，短暂地扣住了男人一时的情欲，却不能扣住男人一世的守护。

① 如花幽怨痴缠的是她求而不得的身份

中国传统差序格局的社会，每个人都活在社会赋予的身份里，女人尤其如此。没有男人依靠，女人就没有社会地位，更没有生存出路。

青楼对于男人，可以提供婚姻制度、生育功能之外的一个副产品—爱情，十二少找如花，是奔着爱情去的。一副“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的表白，不可谓不浪漫。两百多大洋送到如花房里的原装大铜床，也是费尽了心思，不可谓不真挚。以至于老鸨不无醋意地说“我做了二十几年的老鸨子，从没见过一个孝子，像十二少这个温心官人这么会孝顺人的”。为了如花十二少和家里断了关系学唱戏，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给师傅倒痰盂、跑龙套、受人奚落，做到这份上，不可谓不情真意切。

如花正是收获了爱情，才动了“找个‍‍栖身之处，嫁个好人家”的念想。她自知身份低贱，所以拜访陈家时刻意良家妇女的装扮，并向十二少母亲表明“我和正邦是真心的，‍‍不敢计较些什么”，但即便如此卑微，她得到的也是绝望。

传统的社会结构是由不同身份架构组成的，社会身份注意亲疏、同异和是非之辩，男女性关系的最终目的指向传宗接代。十二少母亲一见如花就说“你真是个风尘奇女子……我想大概这就是人家说你们风尘女子的作风吧”，这风尘女子的身份，原本就不在正常的社会结构之中，如花想登堂入室地嫁入陈家，只能是痴人说梦的臆想。

② 十二少摆脱不掉的是他的身份束缚

女人的权力预先被设定在私人领域里，她的活动空间是封闭的，她可能拥有的权力上限非常明确—那就是依靠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女人的战场是对男人的拼杀，男人是目标，是战利品，是输赢的目的。女人的德性与智慧，首先是对男人争夺。男人说女人心海底针，不过是一种调情的戏谑之语，男人才不会真正对这个战场的输赢挂心。

哲学家周国平说：男人凭理性思考，凭感情行动；女人凭感情思考，凭理智行动。思考时，男人指导女人；行动时，女人支配男人。

作为边缘人，如花在主流社会的权力结构里本无一席之地，既然不能让权力低头，那就不如销毁权力。她给十二少酒中另下四十片安眠药，如花一杯，十二少三杯，得不到就玉石俱焚，如花的冷清映照的反倒是十二少的幽怨。

观众感动如花的深情、同情如花的苦情，一个为爱痴狂的女人为爱了却生死，是她逃不脱的宿命，这种解读是观众对这种文化传统之下女人情感走向的基本判断。因此就认定十二少的游离、躲避，是爱得不够情深意笃。

其实从身份的角度，如花既无家人也无社会地位，于是才有痴情背后的倔强与绝决。而十二少却有太多俗世的牵绊，他毕竟是为了爱情赴死了，但他社会身份背后的那些权力，不会让他那么轻易地死去。

五十多年后如花再见十二少，传统附加在男人身上的权力光鲜已然不在，倒是那份陈腐的丑陋让她落荒而逃。五十多年的痴等，原本是心存侥幸地期待权力的俯首和认同，她未曾料想的，是那份她曾经企盼的权力，已然腐朽至世人鄙弃。

③逼死如花和十二少的是封建纲常伦理

女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少见。中国人的尊卑秩序渗透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绝对的主权者是不存在的。女人可以享有尊严与权威，但一定是附着在传统的道德机制之上，通过馈赠和男人分享道德利益。

和如花的身份卑微相呼应的，是十二少母亲养尊处优的尊贵。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女人的身体、性都服从于家庭生活的恒常运转。家庭承载着女人的道德标准，持有对女人形象的发布权。家庭也是文化操作的权力场，女人身处其中，一旦处于权力的核心位置，自会与父权共谋，成为父权的代言人。

十二少母亲不无深意地提醒如花：杭州的女孩子在清明前上山‍‍采茶，摘一些最嫩的茶心，‍‍放在兜里面，‍‍用香汗体温润着带回家，这就叫做乳前龙井……你没听过吗？要用真正女儿身才算矜贵，‍‍不过要用处女的‍‍乳房湿润过才算得上是极品，‍‍我和你就不可以了……

女人是最善于在家庭领域展现自己的生存智慧和治理才华的。这种不能承担宗法道德又不易破坏的男女关系，十二少母亲可谓一出言就把如花置于道德的审判台曝晒了。

严苛的道德规范之中，道德已经内化成女人的本能，内在于女人意识之中的自动书写了。凭借男人，女人才能获得相对的权力运作空间。所以如花才说“一个女人命好就可以找个男人依靠，命不好就只有当妓女”。

十二少母亲言之凿凿地告诉如花“如果你一直缠着他不放，他早晚会回到我身边的”，这是千百年传统给予她的自信。道德编程已经植入了女人的头脑，为家庭、丈夫、儿子而活，一个社会意义的母亲，是相对于父亲的家庭权威的次级符号，她就是这样保证了权威的柔性运转，如花也是深刻认同这个权威性的。所以，逼着他们殉情的，并不是不通晓男女之情的十二少母亲，而是这邪恶的封建纲常伦理。

02.身份的唤醒与爱情的迷失，两性关系的重新建构

在五十年的时间跨度背景下，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悲剧故事，而是一种包含在时代更迭下个体认知变迁的情感写照。

①女性的觉醒和男权的解构

尼采认为，男女的幸福感各不相同。他说，男人满足的是“我要”，女人满足的是“他要”。男人从满足了“我”的需要中得到幸福，女人从满足了“他”的需要中得到幸福。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花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大的女性，得不到就带走，而不是得不到我离开。一个名妓，男人堆里成长起来的女人，职业就是哄男人开心。她凄冷哀怨的眼神，是参透了男人薄情后的冷静，如若不然，她怎会有自杀时的杀伐决断。但是一旦看清了真相，她也绝无半点儿留恋。

如花和十二少最终相见在电影片场，一个专门制造虚幻的现实地点。当过去和现在在特定的时空相遇，瞬间就让爱情的虚幻性和自我欺骗性现形了。

中国艺术重虚实，此时整个故事的所有“实”指向的其实是最终的“虚”。如花对年迈的十二少说：“十二少，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胭脂盒我挂了五十三年，现在还给你，我不再等了。”于是便头也不回地离开。此刻，虚幻的情爱敌不过对俗世的贪恋，湮灭了。此时的如花，也在迷失中被自觉地唤醒，生死不渝的虚假敌不过人性的贪生的本能，爱情消失了，人性回归了。正应了如花最初给十二少说过的“真的东西最不好看”。

五十三年前，如花死去的是肉身，十二少死去的是精神。五十三年后，如花的女性意识觉醒了，十二少代表的男权也早已被时代解构。这场爱情，做了五十多年孤魂野鬼的如花虽死犹生，怅然苟活的十二少却早已死在了过去。

②现代人脱离了身份桎梏，对爱情有了新的解读

西班牙小说家乌纳穆诺曾说：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

传统社会给女人铸造的藩篱，是原本就没有正当社会身份的如花无法飞越的牢笼。在一个性别角色僵化的社会里，无论她怎样粉饰与标榜自己的才情，她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坏女人，随之而来的打压、诋毁甚至驱逐都不足为怪。

她要跨越抑或翻转传统，自己必须要有更坚强、更决断的意志。想要飞越传统和偏见的鸟儿得要有强壮的翅膀，否则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地掉回地面的景象会更为悲惨。

回到八十年代的如花即震惊又彷徨，她问袁永定和女友为什么不结婚，袁永定回答“有些事没有人逼就暂时不做”。后来阿楚询问袁永定“你会为我自杀么”，袁永定坚定地回答“不会”，阿楚也紧跟着回道“我也不会”。

旧时代的如花愿意为了一段飘渺的爱情舍弃生命，甘愿赌下一生的幸福，那是没有社会身份的女人的不得已。但古典爱情的百转千回终究是美的、是动人的，被感动的阿楚哭着告诉袁永定：做女人真难，尽了力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嫉妒她。‍‍她敢做的事，我这辈子也不敢做，连想都没想过。

没有了社会传统的桎梏，现代人拥有了充分的选择自由，爱情倒变得寡淡无味、苍白无趣，如同日常的生活，平平淡淡的没有了色彩。

03.如花的个人意识、身份认同的危机正是香港意识、香港认同危机的体现

如花代表着香港的过往，她企图从历史的尘埃中找到一种香港本土的历史认同。

① 如花的矛盾和仿徨也是香港的矛盾和彷徨，她的身份意识始终没有完成

如花追忆曾经在太平戏院和姐妹们看戏的场景，那醉生梦死般的快乐、流光溢彩的奢华，令人心醉神迷。这是借着如花这个“鬼”说出的香港历史，那海市蜃楼般的过去：有颓废艳丽的欢场，有生死不渝的爱情，相形之下，现代的香港却显得色泽苍白。

如花在爱情里的身份迷失，如同香港在文化上的身份迷失。如花初到阳间的时候去袁永定的报馆登寻人启事，袁问她要“姓名、住址、电话和身份证”，她一样都没有，袁问她“大陆人”，她说是香港人。到了她要找的老地方，如花几乎要哭出声来：“我在哪里？这真是石塘咀吗？”

过去靠传统界定身份的时候，如花是没有身份的人，现在用一堆数字界定身份，如花还是没有身份。如花没有向陈旧不堪的传统讨要到权利，她又带着声色俱美的过去向现在寻求认同，结果陷入更大的迷茫。

“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是香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香港特殊的百年殖民历史，远离中原远离核心文化圈的地理位置，血缘、亲缘文化上它认同大陆，政治上它又曾经属于英国，内心身份的归属至今也没有完成。

② 如花辗转于不同的时空之中,有意追寻香港的历史地位、本土身份,试图建构香港当下的文化品格和身份

电影借如花打造了一部民间的香港史,在古今对峙的时空状态下,来找寻和重构“香港本土历史意识”。历史不再是只言片语的猜测、想象和拼凑，我们跟着如花的回忆，看到了一个充满情义的“民间”香港。它虽然早已随着历史的风尘而消逝，却承载着香港人难以忘怀的家园情怀。

如花代表的香港越虚幻，逼真描摹的袁永定代表的现在香港就越贫瘠。古董店老板说那些登塘西妓女青楼艳史的“征友报“以前一分钱一份，但现在值钱了。过去的东西到了现在显出了价值，这是香港人对自己的历史期待。但这些街头小报寄托的集体记忆，塑造出的“香港形象”往往是脆弱、虚幻和自我欺骗的。

在寻找十二少的电影片场，导演要求演员飞出来的时候要有‍‍女侠的威风，也要有女鬼阴森森的样子，‍‍又要像女侠又要像女鬼。这把演员搞糊涂了：怎么演啊？

电影人毛尖说：香港意识也正是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它悬置在历史和文化中，悬置在历史传统与当下经验中，携带着破碎的历史经验在两极或多极文化之间摇摆不定。香港在历史文化身份上的悬置以及由此而起的焦虑，正是《胭脂扣》所包含的内在阴影。

辗转于不同的时空之中，试图寻找男人依靠、试图求得权力认同的如花，却成了香港寻求自我认同的一个历史符号，成了有意追寻香港的历史地位、本土身份、建构香港文化品格和身份的情感记忆。只是这既非鬼亦非侠，永远悬置在两者之间的状态，却生生把香港推入了今日历史和文化际遇的双重危机里。

结语

梅艳芳凄丽华美地演绎了一出她和张国荣亦真亦幻关系。十二少对如花讲过一句话：“我在老地方等你，你跟在后面来。”这极似一个认真的承诺，在那一年的年尾，梅艳芳步了张国荣的后尘，去了天堂。

这部电影不但有轰然崩塌的爱的传奇，轰然崩塌的两个巨星，还有轰然崩塌的一个时代。再看今天香港的困境，已经不仅仅是对痴情爱情不在的遗憾，更多的是对香港至今迷茫于自己身份的悲叹。

袁永定说：我们是普通人，‍‍在一起高兴就行了，‍‍不至于要弄到殉情吧？‍‍没那么严重。对于虚构家园梦的香港人，这何尝不是一句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