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脑子都很聪明（16年看尽精神病人的真实样貌）

我拼了命想好好与人相处、读更多更多的书籍，对别人生了气或被别人嘲笑，就反思是不是其实我过度敏感──刚刚是不是没有察觉到什么呢？今天也认真过了吗？努力了吗？有体贴别人也有好好微笑了吗？为什么又咬指甲，为什么要那样？不要发抖、不要出汗、不要无预警哭出来，这样人家看起来很有病，知道吗？”--阿毛，在一个“精神病人的房间”的特别心声。

谈起精神病人，社会大众各种标签总会随之而来，“杀人免死”、“装病”、“不定时炸弹”甚至会主张“全部关起来”，即便稍能理解者，恐怕也是投以怜悯目光叹息“可怜”。然而真实的精神病人如何拚了命生活、如何在失控与日常间挣扎，第一线工作人员看得很清晰，台湾的“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于“贫穷人的台北”活动内部讲座，便说：“有时候失控的不是病，是人生。”

廖福源主任是台湾精神病院“活泉之家”的主任，已经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差不多16年，因此他深处的理解精神病人内心和生活。

最受社会瞩目的精神疾病者，或许正是2019年于台铁嘉义站，犯下杀警案、被诊断有思觉失调症、因此法官依《刑法》19条“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不罚”获判“无罪”的郑嫌。无罪判决一出舆情哗然，多数怒吼“杀人偿命”，也有人嘲讽精神疾病是“免死金牌”、“杀人执照”、该通通预防性羁押，然而在没有犯罪的精神疾病者看来，这些评论句句是割在心上。

“我们没有做错事，为什么一个人做错事，就觉得全部的精神病人都有错？过去有很多一般的杀人犯，为什么你都不讲？”一位活泉之家会员于“精神病人的房间”特展写到。这般只因“精神病人”身份就面临的无奈、疼痛、苦楚，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看过太多。

讲座中，廖福源受邀讲述精神病人和一线医生工作状况，还尝试沟通了很多大众常见的案例。关于“精神病人”一词，廖福源解释说，联合国《精神障碍者权利公约》(CRPD)的术语已从“精神障碍”改为“心理社会障碍”，这意味着当事人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可能会有障碍，但有机会消除障碍，就像如果公共场所有“无障碍空间”，坐轮椅的人也可以顺利通过。但由于当今社会大部分人理解的词汇仍然是“精神病人”。

很多人说精神病人是“不合时宜的炸弹”。在廖福源分享的经历中，有时会有极其激烈的冲突，但他也强调:“有时候失控的不是疾病，而是生命。”

廖福源记得有一次节日活动，一个A成员突然在楼梯间大喊。他一直记得声音有多大，能恢复到目前为止的音量:“哇，啊，啊，啊，啊！”他发现A正在和他妈妈打电话。现在他先和她沟通了一下，让A等一会儿，但是后来就出事了─ ─当时整个医院都在准备搞活动，没想到A把他的笔记本电脑和桌子上的东西都扔在地上，顿时一片混乱。

当时有一个病人B对A的行为极为愤怒，表示会立即报警逮捕他。廖福元劝道:“他现在需要的是陪伴，而不是惩罚。”然而B还是不高兴，于是抄起活动中用的木棍打A..“虽然我不瘦，但是我也很虚弱，哎，哎，别这样！”当时廖福元被夹在A和B之间，A以整个豁出去的气势冲着大公吼了一声“操你**”。廖福元费了好大劲才把木棍拿下来，其他成员赶紧报警。警察习惯了，知道工作人员能处理，就来看了，走了。

确实，虽然冲突那么激烈，廖福元也很害怕，但他还是有时间坐下来和A聊了很久。后来廖福元知道，A因为在医院内手工工作受挫，情绪很不稳定，觉得很难，发生了几次矛盾。于是，廖福元提出:“你要不要当‘文员’，来这里做当月刊当编辑，也做情感职业培训？”

经过讨论，《活泉之家》增加了月刊让A牵头编辑，A慢慢学会了在工作中调整情绪。后来他甚至主动向B道歉，在确认了B的意愿后，双方终于正式握手言和。廖福元也希望A能面对造成恐惧的责任。A主动向院里的每个人都说声“对不起”，整个紧张的气氛也在慢慢改变。有医院成员说自己家具坏了的事情，B劝导A说:“你不能这样对我妈，我妈已经很累了，不然可能是我妈会自杀……”

"他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精神疾病，而是贫困."没有办法帮助有精神障碍的人:他们太穷了，以至于他们没钱去精神病科存钱。

从A的情况可以看出，有时候失去控制的不是疾病而是生命。当A陷入深深的绝望时，他会失去控制，咆哮，但如果有人陪着他寻找合适的生活方式，他也能稳定自己的情绪。但并不是每个精神病人都有机会获得合适的陪伴和资源。

“如果我遇到困难，一个月你们要来看我几次？”廖福源对听众提问，有人说3次、有人说4次，但事实是，据2019年统计，在精神病院中，每个病人每年被探访次数平均只有2.38次，日常只有病友和医护人员，还有院子，世界只有这么大。

“把药吃进去是人的意愿，意愿是要有活着的理由”当社会不理解精神疾病，想靠自己“努力”工作难如登天

社会对精神病人不理解的，还有“为什么有病不吃药”。说起吃药，廖福源举了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患有思觉失调症的应思聪一例，虽然姐姐应思悦根本是照三餐问“思聪吃药了没”，但吃了药的思聪会手抖、会记不起来很多事、反应会变迟钝。在不断遭剧组怒斥下，应思聪决定不吃药、偷偷把药冲掉，这时姐姐再问“吃药了没”，他终于忍不住爆炸：“不要再问我有没有吃药──！”

人们总以为吃药就会好，但对精神病人来说是有机会失去日常，廖福源这样说着两难的情境：“治疗人，不能靠药物，要靠关系。把药吃进去是人的意愿，意愿是要有活着的理由、活下去的意愿，你知道有人在乎你、知道有份工作让你生活有意义有价值、或能做个社会的小螺丝钉都好──但如果吃药换来的是什么都没有、是我不想要的，情绪药物吃下去感觉像一片雾，本来很聪明的人都会不聪明、敏感的人会不敏感，生活还是一团糟，大家只是把我当病人，我什么都没有，但我要把药吃下去……”

为了可以继续工作下去，应思聪选择把药冲掉、持续发作，他是如此渴望能回到以往热爱的电影产业，但当社会不理解精神病人处境，即便一个人想靠自己“努力”工作、不靠国家资源，也实在有难度。

据统计台湾人口失业率为3.73%、精神障碍者人口失业率为3.3%，看似精神病人找工作没困难、失业率低，然而若看“劳动参与率”，人口为59.1%、慢性精神病人口仅20.5%，整个群体有高达41.6%因为疾病暂时无法工作或未工作，可见其困难。

在职场被排斥的状况，活泉之家的病人遇过太多。例如S，曾在一家公司上班两星期，却因为跟主管坦白自己曾有精神病历史，主管马上跟同事开会、当天辞退他：“我认为你没有能力承担这份工作的压力。”同事D则说，精神疾病会影响体力、人际关系、反应力、持续力等身心状态，他实在无法控制，就会被主管认为工作消息、不适任，让他很受挫：“希望主管可以多说几次，让我多试几次……我记忆力不佳，但我相信我还是有达成任务的能力。”至于Y，60岁、精神疾病，这些标签让她求职非常不顺，最终就是做日领60元的举牌工作，虽然存不了多少钱，至少不会耗掉存款。

“听懂人的受苦，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毁灭一个人很容易，拉住一个人却很难，活泉之家的日常就是与精神病人面临的各种难题对抗、一起寻求出路。廖福源说明，活泉之家创立于2004年，当时台湾很少对精神病人的社区支持模式，因此当时工作人员采1948年在美国就有的模式、跟社会局讨论能否以公家资源设立“会所”，后来虽成功，至今全台湾也仅有台北市4家、新北1家，以外就完全没有，其他县市还是以精神复健的“医疗”模式运作。

活泉之家与传统的精神病院最大差异是，传统的精神病院是把精神病人视为生理的、要用医疗去处理个人缺损，而活泉之家则是要跟精神病人一起移除在社会生存的障碍。在院里，每个病人都是主体，廖福源几乎天天都开好几次会议、跟病人讨论就业需求、讨论组织运作方向跟接下来要做什么，让病人不再只是“病人”，而是伙伴、是社群公民、甚至是组织行动者。

陪伴精神病人的家属，也是活泉之家关心的。“有些精神病友会被家人遗弃、没有家庭，很悲哀的感觉。”然而廖福源也深知：“我跟很多家庭合作，每个家庭都撑得很辛苦。”

说起一切工作有什么终极目标，廖福源盼望的是让精神病人有天可以成为“组织工作者”，到那时可以不必再靠专业人员协助、可以有自己的互助团体，也希望用各种活动、来消除社会偏见，才更有机会推进政府的政策。更重要的，廖福源也希望有天可以有“精神病人的文化”，就像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一样，让人们可以自然看待精神病人的一切，不是只有污名，而是有他们“生存的文化”。

“听懂人的受苦，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廖福源说，或许人们认识精神病人总是会直接连结到“思觉失调”、“忧郁症”之类的病名，但对活泉工作者来说并不只是“病”，所有为精神病受苦的都是“人”，他强调：“在共同的世界里，我们其实都在受苦，所以我们不想做某个区隔离。谈‘病’是隔离，但‘我们’没有差异。”

“我觉得我可能是病人，但我也不是病人，我就是一个特别的‘我’、独一无二的我……我有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可能符合社会上一些属性、类别，比如像精神疾病，但这些，都不能代表全部的我。”这是病人M在日记记下的一段话。即便生了病，一个“人”的本质依然无法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