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一击什么意思（消极无为只会不堪一击）

契诃夫曾说：“没有明确的世界观的自觉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出于对人生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的使命感，他坚持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不断发现和剖析社会的真相，不被任何论调所束缚。因此他的作品总是在简洁中蕴含着深刻的寓意，精准地直指病态社会的痛处。

1890年，契诃夫拖着病体来到萨哈林岛，那是沙皇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 。岛上的环境非常恶劣。契诃夫曾在《萨哈林旅行记》中写到：“阻止犯人逃跑的所有障碍中，最可怕的不是大海。无法穿越的萨哈林原始森林、高山、常年潮湿、浓雾、荒无人烟、熊、饥饿、蚊虫、冬天可怕的酷寒和暴风雪，才是看守们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契诃夫在这个素有“人间地狱”之称的地方呆了三个月，遍访了岛上的居民和囚犯。之后，便以其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的五个精神病人中，有小市民、破产商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邮局职员，代表了几乎所有社会底层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他们虽住在医院，却没有舒适宜居的环境，没有可口的饭菜，没有科学的治疗和细心的照料，取而代之的是肮脏的病房，令人作呕的饭食，以及一个贪婪残暴，毫无人性的看守。这里与世隔绝，连医生都很少造访。他们不是在接受治疗，而是被拘禁，在坐牢。

代表着所谓秩序的拳头，对呐喊和反抗的残暴镇压，腐臭污浊的空气，以及病房里突兀阴森的铁窗，医院围墙上冰冷的铁钉……这小小的病房不仅是黑暗统治的产物，更是高压下病态社会的缩影。

在第六病室里，有的人如行尸走肉一般，无论被怎样的暴打他都无感；有的人则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对周遭的一切漠不关心；还有人二十年如一日习惯了被掠夺，被虐待，不被当人看。但也有人，即使身处黑暗，也仍然率性而激昂，坚信真理终将胜利，美好终会到来。

小说的主人公伊凡是这样的人，作者契诃夫也是这样的人。他借伊凡的“疯语”，喊出了自己的心声。然而伊凡的力量是有限的，他毕竟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虽然热爱生活、憧憬未来，但同时对现实充满猜忌和恐惧，也因为被束缚在第六病室这样的牢笼里，无法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更多的人。但在作者心里，和伊凡一样有着独立思维，充满信念与向往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便是能推动时代车轮，推翻黑暗统治的力量，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火种和希望。

激发他们的斗志，让未来早一天到来，便是《第六病室》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所寄放的情感和期望。

一、 撕开现实，让更多的人看到社会的真相

第六病室像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如萨哈林岛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一样。但当它像一块暗疮似的被揭开时，人们才蓦然发现，在这阴暗的一隅，有着最孱弱的人，最暴力的权，最无情的待遇和最丑恶的人性。这才是社会的本来面目。

不吝笔墨的环境和细节描写，更深刻地揭露第六病室的阴暗和压抑

契诃夫一向信奉“简洁”，但在《第六病室》里，他对环境的描写却不吝笔墨。

“房子被荨麻、野大麻和刺果植物组成的林子团团包裹住了。房子的顶部已经生了锈，烟囱也倒塌了一半，门廊的台阶已经腐烂，杂草丛生，墙壁上只留下斑驳的痕迹……第一道门被打开后，我们就进入了穿堂间，这里的墙脚和炉旁堆放着大堆大堆的医院垃圾，裤子、床垫、毫无用处的破鞋子、蓝条子衬衫、被撕得粉碎的旧睡袍，所有诸如此类的破烂一堆堆地堆着，彼此挤压，彼此错杂，并正在腐烂，发出难闻的气味……”

窗户上有从里向外安装的铁栅栏，院墙上有尖头向上的铁钉……

“臭虫、酸白菜、氨气的臭味和灯芯的烟焦味扑鼻而来，这股臭味让您觉得好像自己走进了一个动物园。”

感官所及之处，尽是破败、肮脏、污浊、阴森，然而，这里却是一间病房，里面住着五个精神病人。除了一个住了20几年“不伤人的文疯子”外，其余的人都不能离开病房半步。

看门人尼基塔是这副景象中唯一的活物，瘟神一般的存在。作为这间病房的最高统治者，他一直穿着“绦带已褪了色”的部队的衣服，用拳头维护着他眼中的秩序，彰显着他的威严。

几个病人，无人探望，不被治疗，就这么日复一日地被困在这样一个牢笼里饱受着暴力的对待，直到精神、意志、身体一点点垮掉，无声无息地死去。这里不是病房，而是囚房。等待他们的不是科学的治疗，而是死亡。

不作为的管理者，正是罪恶统治的帮凶

茅盾说：“契诃夫剥露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指着他们的鼻子问道：你洁身自好就能认为在你眼前进行的罪恶你可以不负责吗？你敢说你不是帮凶？”

在这部小说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安德烈。

他二十年前刚到医院时，就对医院的混乱看在眼里。“病房、走廊和院子里都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助理护士、勤杂男工，还有他们的孩子都会跟病人睡在同一个病房里……在外科，丹毒从来没有绝迹过。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却连一个体温表也没有，马铃薯存放在浴室里。女看门人、总务主任和医生都会勒索病人。”

但是，除了添置两个柜子，以及要求勤杂工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过夜外，其余他都置之不理。

明知总务主任因公肥私，却睁只眼闭只眼；就算有人把明显有诈的账单拿给他签名，还是会照签不误；病人向他投诉吃不饱或者被看护粗暴对待时，他只会说：“也许里面存在误会。”

在丑恶面前，他选择蒙上眼睛，每天看几个病人后，就回到家一个人看书、喝酒。借书上的真知和酒精的麻醉，暂时忘却周围不堪入目的一切。

他有良知，却很懦弱。良知告诉他“所做的竟是一项有害的工作，还从被欺骗的人那里获得薪水。” 但作为医院的最高管理者，他除了逃避，完全无能为力。 “我只是社会上必然存在的坏事中的一分子……即使我不诚实，但是错并不在我，而在时代……如果我晚出生二百年，也许我就成为另一个人了。”

周国平老师在《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中，谈起尼采所提出的“习惯势力的社会心理机制”。

走阻力最小路线的懒惰心理造成了一种社会的堕性，成为阻碍个性发展的最大阻力。

“如果我们采取断然措施，走上所谓‘自己的路’，就会有一种秘密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平时和我们相来往相友好的人们对我们都有了一种成见，这时感觉受侮辱了。他们中间最好的，将留心着，等待我们重新走上‘正路’，这‘正路’是他所熟悉的。”

敢于“走自己的路”的人，难免要受诽谤和孤立了。这时他不但要付出最大的艰辛，而且要遭受最多的屈辱。

列宁也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安德烈虽然是院长，但受习惯势力的社会心理机制的影响，却显示了与地位不匹配的卑微和懦弱。他的怕，不仅让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受到压抑。更重要的是，当他逃避眼前的一切时，病人们正在经受病痛的折磨和医护的虐待，病毒正在医院传播，各种徇私舞弊、招摇撞骗正在发生……第六病室内，尼基塔正用拳头殴打着病患，在暗无天日的牢笼里，病人们正一点点接近死亡。

逃避就是纵容，假装看不见就是默许，冠冕堂皇的外表下，因为怯懦和懒惰，使得他和那些卑鄙小人、黑暗势力并无差别。因此，当他走近第六病室时，伊凡会对着他大喊“杀了他！杀了这个恶棍！”“简直是小偷！骗子！刽子手！”

伊凡说的没错！

愚昧落后的社会中，有觉悟有思想的人被沦为牺牲品

在这座小城里，知识分子伊凡和安德烈都没有可以推心置腹聊天的人。安德烈和唯一的朋友邮局局长，其实根本聊不到一起，两人的“例行”聊天更像是永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安德烈对局长的谈话内容毫无兴趣，局长对安德烈所说的，除了一句“完全正确”，再做不出其他回应。

“市民们把心思、精力和智慧都浪费在了纸牌和飞短流长上，他们不会也不想在有趣味的阅读和交谈中度过时光，也不想领略智慧所赋予的享受。”人们活得庸俗无聊，知识被当作最没用的东西。当伊凡被送进医院后，他的书便像垃圾似的被女房东堆在遮阳蓬下的雪橇上，随孩子们拖得乱七八糟。

政府里的人，无论市长还是议员，大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就连被派到医院协助安德烈的医生，根本没有什么职业素质，出诊时还要夹着一本十年前的《1881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

毫无知识，毫无思想、毫无正能量的一群人自然对于自己的处境也没有清晰敏感的认识。同时，也正因为人们的麻木无感，政府愈加为所欲为。

•混乱不堪的医院“存活”了二十几年，人们却都能泰然处之。

• “像警察、医生、法官，他们天长日久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也已经磨炼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了，他们对待自己当事人的态度，除了应付就不能有其他的了。”

• “在人情冷漠的情况下，如果想让一个无罪的人丧失全部财产权并被判处苦刑的话，法官仅仅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时间，只需要履行某些手续的时间，法官将会执行这些手续而被付给报酬，然后就万事大吉了。”

在愚昧、落后的社会中，市民们麻木地在腐化堕落的管制下生活，政府被驯养成沙皇专制统治的走狗，而那些有觉悟有思想，和周围格格不入的人就只能被沦为时代的牺牲品。伊凡被永远地关在了精神病院，安德烈最终在觉醒的同时，也走向了死亡。

二、 “勿以暴力抗恶”的美好愿景只会造成生命力的缺失，对未来的期待和对生活的爱才能激发起好好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第六病室》里的院长安德烈，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他对医院的混乱不堪，对医护的懒惰欺诈暴力冷漠，对政府的昏庸腐化，以及对周围人的庸俗无聊，都非常厌烦。但他从不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他的脚步十分轻巧，走起路来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如果他与人在狭小的走廊里相遇，他也总是先停下来给人让路，而且还会轻细柔和地尖声尖气地说：对不起。”

他始终保持着谦让、儒雅，秉承着“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哲学，消极地选择隐忍和逃避。二十年来，对周遭的一切不声不响。

安德烈身上有没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作者是否通过安德烈这个人物进行自省不得而知。但“勿以暴力抗恶”却是作者在去萨哈林岛之前所信奉的思想。

“勿以暴力抗恶”实际是对生命力的压制和束缚，是面对“恶”时的逃避和懦弱

萨哈林岛之行，现实的震撼让契诃夫的心理发生了巨变，“托尔斯泰的哲学深深触动过我，至少影响了我六七年，倒不是那些实质性的理论对于我起了什么作用，那些我早已知道，而是托尔斯泰的表达方式，那种良好的意愿，肯定对我起了某种特殊的催眠作用……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已经有点远了，他已经从我的心里走出去了……”

“勿以暴力抗恶”，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之一，是他为自己、为他人寻找到的一条幸福之路。他认为，暴力就是主要的恶，以暴力对抗暴力，必然产生新形式的暴力，是根绝不了恶的。只有通过“忍耐”“爱”“道德的自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去感化和消除恶。

而事实上，在《第六病室》里，安德烈二十年来的隐忍和洁身自好并没能感化任何人，也没有消除恶。相反，他一方面不得不用一套悲观主义理论自圆其说，认为人都是会死的，无论多么辉煌的曙光照耀生活，“您都会被钉在棺材里，再被扔进墓穴中”，因此要从自己的内心中求得安宁，蔑视一切无谓的奔忙。

另一方面又迫切渴望能找到一个同样智慧深刻的灵魂与他交谈。他需要在倾吐中，宣泄长久以来的压抑，以及体会与有趣的灵魂碰撞后的激动。

也就是说，他虽然信奉从内心寻找安宁，却又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得到安宁。他虽然蔑视无谓的奔忙，却希望从和别人的谈话中获得释放，获取力量。

“勿以暴力抗恶”是以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为出发点，是对人自身生命力的压制和束缚。关于宗教道德的影响尼采曾做过这样的评说：

（宗教道德）实际上是奖劣惩优，压抑生命力旺盛、热爱生活的人，却鼓励那样的人，这种人“不把他的全部力量和才智用在他的保存、发展、超越、前进、强力之扩展上，而是对自己卑谦、无头脑或许竟淡漠或冷嘲地生活着。” （《尼采全集》第5卷《快乐的知识》）

“勿以暴力抗恶”表面看是用温和的方式消除恶，但那只是托尔斯泰美好的愿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再加上习惯势力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个体的生命力被死死地压制住，就像安德烈那样只能靠虚无的理论和悲观主义来麻痹自己，使自己愈发地懦弱、自私和懒惰，消极无为，得过且过。

消极无为的思想下只有不堪一击的脆弱躯壳，信念才是对苦难最好的抗争

“不错，我是有病，可是有成百上千名的疯子都在自由地游荡，因为你们无知，因为你们无法把他们和健康人区别开来。”这是病人伊凡对那个社会的精准概括。

伊凡的性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哥哥、父亲、母亲相继去世，原本殷实完整的家庭轰然坍塌后对生活和命运产生了极度的恐惧，成了一名被害妄想症患者。

另一方面，在不犯病的时候，他有敏锐的洞察力，不仅能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的黑暗、腐化、堕落，还能毫不留情地剖析安德烈思想的消极狭隘，使安德烈在与他的交谈中，感受到灵魂的碰撞，并且在潜移默化中被其影响。

最重要的是，即便身处“囹圄”，他依然“热爱生活，热烈地爱着它！”依然相信“新生活的曙光终将会放射出光芒的，真理终将会取得胜利的，而且节日的喜庆也会出现在我们这条街上！我肯定是等不到了，我会死去的，但是总有子孙后代会等到那一天的。我衷心地为他们而感到高兴！”

伊凡的性格，源于命运的悲苦和社会的卑劣。命运无可奈何，可病却是因那个社会而起。黑暗的专制统治让备受命运摧残的他失去活着的安全感；初次发病后没能得到积极的治疗；后来又被不负责任地送进第六病室。于是在牢笼般的束缚和尼基塔的铁拳下，再也无法摆脱疯子的标签和疾病的折磨。

但同时，苦难也让他看清了社会的真面目。清醒的时候反而比之前更清醒，更有生命力。如果说以前，他能够义愤填膺地表达对社会的反感和不满；那么在第六病房里，在更恶劣的境况下，他不仅“会说到人的卑劣品性，压制真理的暴力，还有将来会在世界上出现的美好生活。”

即便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也会被伊凡的精神所鼓舞和感动。更何况，在那样一个“死城”里，在安德烈迫切需要和一个有思想有深度的灵魂进行交流时，伊凡就像一束光照进了他困顿已久的内心。

虽然有分歧，但他很享受这种思想的碰撞，并在不知不觉间被感染。渐渐地，对于令他厌烦的虚伪和庸俗，他会愤怒，会像狮子一样怒吼着让讨厌的人滚开，也会真诚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不满。当他因为反常以及和伊凡走得太近，被当作精神病关进第六病室时，他对自由的争取，对暴力的反抗，和对自己生命的负责也终于被激发出来。

但二十年消极无为的思想所造成的意志力薄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就能有所转变。没有经历苦难时，他堂而皇之地说要蔑视苦难；而当真正面对命运的不公时，却又那么地不堪一击——“我曾经觉得什么都无所谓，热情、健康地思索着，但是只要生活一粗暴地触碰到我，我立刻就失去了勇气……”

只在第六病室熬过一个晚上的安德烈，第二天便中风死了。作者近乎刻薄地安排，无疑是对如安德烈一般懦弱，空有一番虚无理论的知识分子的警醒和讽刺。

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伊凡，因为怀揣信念，虽然心中充满仇恨，但也无畏。作为医生的安德烈，却因为胆小懦弱，硬生生地被第六病室和眼前发生的一切吓倒。而他所经历的不就是过去的日日夜夜里，伊凡所经历的日常。

安德烈死了，伊凡却仍留在第六病室里。他还会像以前一样过着别人眼里生不如死的日子，依然会犯病，然而在清醒的间隙也依然会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信念足以支撑他并不健全的精神不至于彻底崩溃，是他活下去的力量。

美好的期望之于个体，能够增强意志力，激发生命力，是对苦难最好的反击。而怀揣美好期望的人之于病态社会，则是让社会充满生气，不断向前的力量。

三、结语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罗曼罗兰也曾说过：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在《第六病室》作者为我们描绘的一副悲惨画卷中，最弱的病人在最黑暗的角落，反而有最强的生命力，这既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警醒，更是对革命力量和反抗精神的鼓舞。

伊凡的生命力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

然而，现实生活中，“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样的话讲出来，总觉得有些虚无缥缈，有些空洞，甚至有些过时。相比之下，安德烈的悲观主义、消极无为的思想反倒显得更真实，有种洞明世事后的深沉，也更容易被很多人所接受。但现实的迷惑性往往正在于此。你以为你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于是安于现状，蔑视无谓的奔忙，实际只是为自己的懦弱和懒惰找到了借口，压抑了内在的生命力和向上的冲动。

而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境况下，有旺盛的生命力，人才能够坚持下去，好好活着；有向上的冲动，才会有和苦难相对抗的勇气，以及冲破困境、赢得新生的可能。这份带着本真的率性对人的一生弥足珍贵。有了它，人的自由性和自我超越性才能得以实现，才能有一个独立、有尊严，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

这便是《第六病室》的现实意义，是伊凡在100多年后仍能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启发。也是契诃夫作品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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