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能被界定为散布谣言）

热点公共事件的发生，往往同时伴随着信息的爆炸。爆炸式的信息包含着民众的关切，反映着民众的热议，但也常常夹杂着干扰性的噪音和有害的杂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疫情相关的消息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信息的公开和传播让大众得以及时了解疫情发展情况，也传递着万众一心、团结抗疫的正能量。但与此同时，不乏别有用心之人恶意散布谣言，制造恐慌，给疫情防控工作和公共秩序带来极大干扰。如何从多角度认识谣言现象？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如何正确地界定谣言，进而作出精准的司法干预?

对谣言的认知尚需细化和深化

我国并不缺少对谣言的法律规制，从刑事规范领域的相关法律，如《刑法修正案（九）》，到公共社会生活领域的相关法规，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再到关于互联网信息内容和生态治理的各类法律文件，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散布谣言”一词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多次出现。

然而，什么是谣言呢？新华词典的解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何谓没有事实根据？其判断标准是什么？具体的界定却非常模糊。当“谣言”作为法律规范用语被普遍使用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具体和明确的法律解释。进一步地说，这些法律规范并没有在反映谣言传播规律的基础上，构建起科学的规制体系，在严密性、严谨性以及过错与力度的相当性等方面还显得比较简陋和粗糙。

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疫情暴发和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如何识别和规制网络谣言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看到，一个流言就可以让一个产品在全国瞬间断货；我们也看到，人们在严肃地反思“吹哨人”的保护问题；我们还看到，对谣言的司法规制稍有不慎，反而容易引发更大的舆情和危机。

在此情况下，如果只是简单地用“没有事实根据”来理解谣言，进而予以司法干预，就未免过于草率了。站在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谣言，如何把握对谣言的法律规制，才更科学、更合理？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谣言有一个多维度的再认识。

何为破除谣言、化解舆情的根本之策？

谣言，被称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所有的谣言，都具有一个二元的信息结构和表达结构，即作为形式的表层信息和作为实质的深层信息。表层信息的特点是，来源神秘、内容夸张、高度模糊，谣言的失实和荒谬基本都出现在这个部分。但这只是为了传播而采取的形式，一个谣言之所以能够被广泛传播，不仅在于它的形式，更在于其传达的实质，即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和所反映出的社会焦虑。

举例而言，古代版的谣言说“黄河清、圣人出”，它是要告诉我们，圣人住在黄河里吗？他出不出，跟黄河清不清有何因果关系呢？其实，它要传递的深层次信息是“天下苦秦久矣”，时局将变。现代版的谣言说“快餐店的鸡有四只翅膀”，这是在说生物技术突破或者某种基因变异吗？当然不是，它要传递的深层次信息是快餐行业的食品安全可能出现了问题。

因此，站在有效治理的角度来说，能不能解决好谣言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过滤掉谣言的表层信息，接收到深层信息，并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识别谣言的深层信息，解决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切实回应其所反映的社会焦虑，才是破除谣言、化解舆情的根本之策。

如何才能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人们为什么容易相信谣言？这与我们的三个天性有关。第一，我们不喜欢不确定的未知，喜欢确定的答案；第二，我们不喜欢复杂的东西，我们喜欢简单；第三，我们不喜欢无趣的东西，我们喜欢戏剧性。而谣言刚好满足了这几个特点，比如将癌症的病因解释为酸碱失衡，将某个政治事件解释为阴谋论，都是简单、戏剧性、言之凿凿的答案。

尽管人们容易相信谣言，但大部分人却不愿被谣言俘获。怎样才能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呢？讲到底，这是一个确证和信念的问题。

当我们说一个消息是谣言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已经确证它是假的了。这个确证真伪的工作，仰赖于科学和科普，仰赖于专业和专业人士，也仰赖于掌握正确的方法和工具，比如：学会六步质疑法、科学上网、善用检索工具、阅读第一手信源、尝试用逻辑和常识去解读，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确证真伪。

当我们还没有确证消息的真伪时，接不接受它，则是一个信念问题。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话语结构，在没有进行验证之前，我们是保持怀疑，先批判再决定要不要接受，还是先接受了再说？这是一个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的问题。遇到信息的时候，首先要怀疑，要验证。

无论是确证还是信念，首先都取决于教育，包括对民众的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所以，站在受众的角度来说，教育对于不信谣、不传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谣言的三个关键词

传统理论认为，谣言是一种由口头或电子通信手段进行传播的信息，其内容没有经过事实验证，也没有可靠的信息源头。在这一定义中，谣言有三个层面、三个关键词：第一是“信息”，谣言本身是一种信息，包含了一定的信息量；第二是“未经证实”，谣言是未经证实的信息；第三是“传播”，谣言的生命在于传播，没有传播，谣言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简单事实、复杂事实和观点。简单事实，类似于“某某名人去世”这种谣言，只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容易传播，只要提供正确、权威和充足的信息获取机会，就很容易被辟谣。复杂事实，比如马航事件，真伪的辨析并不那么简单和容易。涉及复杂事实的谣言，常常将错误的知识、拼凑的材料和各种阴谋论包裹在专业和博学的外衣下，往往要经过多轮传播才被辟谣。如果当中还涉及利益相关方的“公关”，事实则往往更难被看清。观点，基本上很难被简单地定性为是否是谣言，更难被辟谣消解。

因此，某个信息是否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被证实或证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本身的类别和层次。

如何把握打击谣言和保障言论自由的平衡

信息有简单事实、复杂事实和观点之分，对信息的确证过程也有难易之分。

我们首先可以把“没有事实根据”的信息区分为两种：内容虚假的信息和未经证实的信息。内容虚假的信息必然没有依据，当属谣言；未经证实的信息，则需要进一步辨析。实践中，有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某些信息最初被认定为谣言，但后来经证明属实。如果简单将“未经证实的信息”认定为谣言，显然扩大了打击面，有侵犯公民言论自由之嫌。因此，从最终结果的角度，还要再进一步区分两种情形：一是信息最终被证伪；二是信息尚未被证伪，或暂时无法被证伪。那么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应当如何判断？此时，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审查，仔细辨别和审慎判断信息的制造者和有意传播者，在制造和传播信息时是否具有一定的依据。对有一定依据的，一般不宜认定为谣言；完全没有依据的，一般属于谣言。

所以，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界定谣言时，需要对信息进行分层、分类，并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限缩，将谣言界定为传播内容虚假的，或者未经证实且明显缺乏依据的信息。

但是，仅仅掌握信息界定的分寸是不够的，如果要对制造和散播谣言的行为人作出司法干预，我们还需要把握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具体而言，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是“散布谣言”，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客观上，行为人所散布的言论能够被确证是虚假的、伪造的，或者未经证实且明显缺乏依据的。在被确证为“谣言”之前，其言论表达只能被看作是“待证言论”；第二，在主观上，行为人应当是出于故意，即明知是虚假信息而予以散布。在实践中，对复杂事实的认知、对观点真伪的界定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如果不同时遵循主客观两方面的认定原则，就有可能导致一些本不应该认定为谣言的言论表达被扣上“散布谣言”的帽子，于法、于理都难以自圆其说，李文亮医生的遭遇所引发的舆论震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无论是从谦抑性的角度，还是从保障言论自由的角度，只有对信息界定分类限缩、对行为人的判断把握主客观相统一，才能在最大程度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精准地惩治恶意造谣者和传谣者。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力推进，随着信息披露日益公开、透明、及时，相关谣言正逐渐丧失其生存空间。营造适当的言论环境，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和科学素养，坚持慎重、理性地看待问题，消除谣言滋生的温床，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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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盛雷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