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优雅的女人是谁，她活成女人最优雅的样子

在“假名媛”这一现象级的丑闻还未曝光前，“名媛”这个词是对女性极高的赞美之​一​。什么是名媛？

海派作家程乃珊在《上海Lady》一书中有对“名媛”予以定义：名门之女，才貌双全，对社会、对女界有贡献。

这几个标准若拆开来讲，满足的人或许不少，但放一块儿来说，没有几个人可以名实相符。

任凭普通人感叹，有的女子就是被上帝明目张胆地偏爱过，她们就是——名媛。

但，处在民国这一特殊时期的名媛是否还能如此令人羡慕？恐怕就要因人而异。有的人能够继续享受上帝的眷顾，而有的人则会被上帝无情地抛弃。

不幸的是，郭婉莹则是后者。

踏着商业发展的潮流，企业家郭标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回到中国，也从澳大利亚带回了6岁的郭婉莹。

回国不久后郭标便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式百货公司——永安百货。而郭婉莹也成为上海永安百货的郭四小姐。

作为名媛的郭婉莹无疑在前半生是顺风顺水的，在上海最有盛名的新式学校——中西女塾中学习，之后又成为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

原本在中西女塾毕业之后，郭婉莹就应该进入婚姻的预备时了，当时的她受未婚夫邀请去对方家里住了一年。但也正是这一年的相处让郭婉莹做出了悔婚的决定。

在未婚夫送给她一双美国玻璃丝袜并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时，郭婉莹觉得自己不能嫁给一个只会和自己谈丝袜结实不结实的男人，于是提出了解除婚约。

就这样郭婉莹离开了那个在她眼里无趣的男人。直到之后遇上吴毓骧，这个仪表堂堂而又才情满腹的男子，走进了郭四小姐的心里。

虽然吴毓骧家境平凡，但千金难买她喜欢，盛大而浪漫的婚礼在上海滩如期举行。

婚纱照上，如愿嫁给自己心仪之人的新娘——郭婉莹，美得仿佛是童话里走出的公主。但接下来的故事却不是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城堡里的故事。

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生活不会有固定剧本。

郭婉莹心目中的王子，在郭婉莹难产处于生死一线时，却在赌桌上醉生梦死，直至深夜才归。处于生产时的女子最为脆弱，却被无助地扔在一旁，想想都觉得残忍。

更甚者这个王子还出轨了。哪怕家中有天仙一般的人儿在等着他回家，他还是留恋于外面的庸脂俗粉。

在家迟迟等不到丈夫归家的郭婉莹，终于还是硬着头皮去把那个待在寡妇房中的男人给找了回来。

面对丈夫的出轨，自幼受传统教育的郭婉莹，选择了原谅。对她而言，她选择了什么样的男人，就得接受什么样的婚姻。

虽然原谅出轨的丈夫不一定值得赞赏，但这种“不抱怨”的做法也不能等同于懦弱。它展露出来的更多是一种“我的人生我负责”的气度。

婚姻家庭中的失意，让郭婉莹走出了家庭。她在上海国际饭店开设了一家“锦霓时装沙龙”的工作室，也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女子时装设计沙龙。

但这世间往往祸不单行，情感生活上的创伤还没治愈时，政治局势一下子又打乱了她的物质生活。

被战争席卷的中国时局动荡，沦陷区的居民不管是商贾大亨，还是平民百姓都成为其受害者。

长期处于沦陷区的上海，局势也越发糟糕。丈夫吴毓骧的生意每况愈下，先是经营的酒厂倒闭，后是牛奶厂被日本人炸毁。

在家养尊处优的郭婉莹一边要经营并不畅销的服装​店​，一边还打起了第二份工：替报纸拉广告。

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因交不起房租，她们全家搬回娘家。

好在战争结束了，家中的情况也随着政治局势稳定而逐渐好转。

吴毓骧重新创建了公司，和德国人做起了生意。而郭婉莹在生意场上偶尔也充当一下翻译。不久之后，年近四十岁的郭婉莹重新过上了衣食无忧的中年美妇的生活。

但战争结束了，斗争却未结束。不久后，中国的政权又进行交替。

1949年10月全国举家欢腾，中国进入解放后的时代。但对于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资本家而言，却恰恰相反。由于社会性质的冲突，遭受打压是难免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解放前夕，许多上海的世家大族和商贾大亨都嗅到了这一危险的气息，纷纷选择移居国外。郭婉莹的父亲郭标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但郭婉莹和丈夫吴毓骧没有走，​那时​他们的生意还依旧红火。但他们始终轻视了政治​权利​的力量。

解放后，吴毓骧的公司被归为国有，收入一下锐减。但，这只是厄运的开始。

1957年，丈夫吴毓骧被打入“右派”关进了监狱，而郭婉莹也被迫接受学习改造。家中财产全部被充公。

那个昔日被捧到天上的郭婉莹，如今又一次地被狠狠踩在脚底。

郭婉莹从富丽堂皇的豪宅里，一下子被赶到了只有7平米的亭子间。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在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

1960年，在吴毓骧坐牢的第三年，因为心脏系列疾病离世。郭婉莹被通知去停尸房认尸，望着面貌全非，变得“就像是一只插在筷子上的苹果”的丈夫，她伏在那个骨灰盒上，哭着说了一句：“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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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加残忍​的​是，伴随着丈夫死去而来的不仅有悲痛，还有14万元的巨额罚款也落在了郭婉莹一个人的肩上。

1963年，郭婉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接受改造。这次她住的是鸭棚改成的房间。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困难。她在那里学会了怎样将大石块快速砸碎，也学会了怎样在乡下生活。

1966年，文革开始了。郭婉莹又被送去崇明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这时的她和下放的女干部住在一起。在那些颐指气使的女干部们中，郭婉莹自然是成为了欺压的对象。就像一头羊掉进了狼群，随时可能遭到狼群的撕咬。

在这些特殊的年岁里，郭婉莹遭受了各种批斗、被剃头、被游街，下放到农村干最粗最脏的活，养猪、挖河泥、卖咸蛋、无休无止地清洗装满屎尿的木桶……

在那艰苦黑暗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例外。

因此相比于传闻中郭婉莹穿着旗袍刷马桶，做蛋糕和下午茶这些明显不切实际的资本主义作风行为，我宁愿希望她可以穿一身干净得体的衣服，吃一顿可口的饭菜，因为这些简简单单的诉求在那个时候都是奢望。

但郭婉莹承受下来了。

有时候命运给你的，能接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971年，郭婉莹离开那个农场，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无法想象昔日肩不能挑，手不能拿的郭四小姐是如何熬过那段黑暗时间的。

改造过后的她十足就是一个布衣女，她甚至比一般的布衣女经历了更多艰难可怕困苦的事。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优雅与高贵却依旧没有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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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结束的第二年，68岁的郭婉莹被邀请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教英语。她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无疑在这将近二十年的黑暗岁月里，郭婉莹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所遭受的摧残都是残酷至极。但当那些已成往事过后，她却从未抱怨。

曾经有英国BBC记者来采访郭婉莹，问她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时，郭婉莹反问他们是否知道中国人日常的消费指数，他们说不知道。于是她拒绝回答这一问题。

而当被问起她劳改的情况时，戴西优雅地​直着​背和脖子说：“劳动有利于我保持体型，不在那时急剧发胖。”

事后郭婉莹对拒绝回答的解释说，“我不想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在郭婉莹的心中：反复抱怨是不优雅的行为。的确，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更多的是冷暖自知。

福楼拜有句名言：“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这句话很适合郭婉莹。

她始终有接受命运的从容，有战胜贫穷的勇敢，有热爱生活的优雅，不管生活​给与​了她什么，她都会高昂着她的下巴，坦然接受。也许，这就是贵族。

之后步入老年的郭婉莹，不仅教授别人英文，还被请到咨询公司教员工写商务信函，而且与澳大利亚的商务领事一起创办了上海当时唯一的信息交流双周英文小报《English Letters》。

岁月从不败美人，她还是那个“金枝玉叶”郭四小姐。

民国时，人们喊她“郭四小姐”，后来叫她“吴太太”，文革时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而今所有人都叫她“郭老师”。

作家陈丹燕曾叙述和晚年的郭婉莹见面时的场景：“那天她的头发如雪，穿着天蓝色的毛衣，还是很美的一个人。”

“她在八十六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一起出去吃饭，只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女子就感到情形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离世前，郭婉莹在遗体捐赠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上面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这个祖国或许对她并不善良，但她仍旧选择相信祖国，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善意。

1998年，89岁的郭婉莹安静、优雅地告别了人世。

她刻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正如一副挽联上所言：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

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